朱济世对士绅的拉拢政策其实是不断变化的。大致上取两江算一个分水岭，之前朱皇帝是在巴结士绅，只要肯投靠过来，一般都能得到优待，而且越早投靠待遇越高。而在取两江之后，朱皇帝对待士绅就越来越冷淡，到了打败杨秀清夺取中原以后，士绅差不多就成了朱皇帝的整治对象了。

其实不整一下也不行，在朱皇帝看来，中国农村的地富反坏们是分成两类的，一是靠经营土地发家的小地主和富农，这些人是农村的主要生产力，建设资本主义农村就靠他们，所以是保护的对象；二是靠着官场上的门路和特权发家的士绅，他们对农村生产是没有什么促进的，而且还垄断了农村的大部分权力和财富，有他们存在，大明的资本主义农村根本建立不起来，所以他们就成了朱皇帝打击和遏制的对象了。

而大明的士绅在这个时候也分成了两类，一类是较早“参加革命”的，如湘湖、广东和江南的士绅。他们中间最有活力的一部分人，不是被消灭就是加入朱明集团当了官。许多人还得到了封爵，成为大明贵族的一员。朱济世之前对东南八省土地田赋的清查整顿就是遏制这部分人，试图将他们的财富和注意力从农村转向城市。

第二类就是八省以外的士绅，他们“参加革命”较晚，或者干脆没有参加，成了朱明统治集团边缘的人物。对科举设置年龄和参考次数限制，并且加入西学内容，目的就是在整治这部分人。因为士绅，都是要有功名在身，如果长期得不到功名，是没有办法留在士绅集团中的。而失去士绅身份的地主，要么转化为普通地主和农业资本家，要么就进入城市开始新生活。但是也有一类情况比较特殊，就是在乱世当中崛起的手握武力的地方豪强，后世的国g两党给这些人按了一顶帽子，叫“土豪劣绅”。

现在统治山西的苗沛霖集团和以祁宿藻为代表的山西团练头子，都属于“土豪劣绅”，不过前者是拥护朱皇帝的，后者则是不大拥护朱济世的。所以朱皇帝对他们的态度又截然不同。现在山西各府各县的主要官职，就被拥朱的苗党所垄断。山西的土豪劣绅基本上都是在野派，如果再失去手中的团练，可就真的没有办法再把持地方了。

本来，这些山西土豪对科举和宪政还有些期望，认为可以通过考试把外来的苗党排挤出去，实现“晋人治晋”，也就是换他们来做官，至少可以把山西各地的县官拿下。可是朱皇帝却用一纸诏书，将所有28岁以上的山西土豪都排挤在了科举之外，如果单是如此，这些山西人大概还能忍受，但是同时朱皇帝又下旨要遣散他们手中的团练！更加可恨的是，太原传出消息，苗沛霖和手下的官员将领已经将户籍从安徽、河南、江苏、山东等地迁到了山西！

“这算什么道理？别处都是本地人做本地官（只到县官），怎么到了山西就改成淮人治晋了？”山西平遥来的豪绅赵洪猷忽然发起了牢骚，他是道光年的举人，年纪也轻，不到30岁，照例可以去考山西科举，只要高中，当个平遥县令应该没有问题。可是苗沛霖却一声令下，将他自己和手下的七八万官兵都入籍山西，成了“晋人”，也就是说山西地方上的县官根本不会在科举之后离职。赵洪猷即使能高中，顶天就是个八九品的小官，搞不好就被一帮淮人压一辈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