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宪成抬出了国家法律和洪武旧制，朱厚?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反驳。见皇上语塞，严嵩立刻愤君之慨，出言反驳道：“马阁老此言差矣。斯时太祖高皇帝得国之初，四海不靖，寇心不死，为统摄**，大扫天下九州之妖氛，故对贪名、贪利、贪位、贪色之徒课以重刑，严惩不待。盖因当时国中局势，遭受频年战乱之后，人心尚在焦躁狂乱之中而不能自拔，为救溺人心，拨乱反正，故治国用以重典。据此制定的《大明律》，未免失之过苛。譬如说，《大明律》中载有明文，民间百姓不许着苎罗绸缎，不许饰以金器，胆敢犯律者，或卸去双脚或流三千里外充军，南都百姓获罪者不知凡几。如今，满城百姓子弟，尤其商贾贩夫之流，哪个不是穿绸披缎？哪家女眷不是金翠满头，若都用《大明律》来定罪，只怕京城便有一时皆空之虞了。”

马宪成岂能不明白严嵩的险恶用心，但他在朝政之争上从不让步，当即将严嵩顶了回去：“严阁老此论貌似有理，实则不然。穿戴只关乎个人好恶，充其量只是人心不古，民俗奢靡；而走私贩私则不然，扰乱国家大政，涉及国计民生，两者风马牛不相及，岂能一概论之？”

接着，他冷哼了一声：“若非要将两者拉到一起相较，孰轻孰重，孰大孰小，明眼人略略权衡便可知之，更遑论柄国大臣！”

严嵩被他嘲讽，气得浑身颤抖，说不出话来。马宪成又继续说道：“祖宗好生之德，不嗜杀人之心，而私茶通番，辄以极刑凌迟论罪。其意安在？盖西边之藩篱，莫切于诸番，诸番之饮食，莫切于吾茶。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故严法以禁止，易马以酬之。禁之而使彼有所畏，酬之而使彼有所慕，此所以制番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其所系诚重且大，而非可以寻常处之也！”

这个时候，一直没有说话的徐阶开口了：“马阁老且请息怒。其实皇上的心意，区区略猜到了一点：禁茶之议由来已久，却一直禁而不止。自宣德以来，藏汉毗连地带，东自潼关，西及甘肃，南抵汉中，绵亘数千里，到处都有私贩茶马的市场，以致出现了官营茶马互市久而寝驰，奸人多挟私茶澜出为利，番马不时至之情状。私茶之势，如洪水滔天，堵不如疏。皇上想从源头上想办法，大兴商茶以补官茶之不足。这在国朝也并非没有先例，甚或自弘治先帝之时，已有定例，可谓祖宗成法……”

接着，徐阶进一步引经据典，论证说由于朝廷厉行茶禁，茶户生产的茶叶没有畅通的流通渠道，生产积极性被严重打击，最终必定使生产萎缩；而茶叶生产的萎缩，最终又影响了朝廷专营的茶马互市。“弘治三年，御史李鸾言，茶马司所积渐少，各边马耗，而陕西诸郡岁稔，无事易粟，请于西宁、河西、洮州三茶司召商中茶。”；“令陕西巡抚并布政司出榜招商中，给引赴巡茶御史处挂号，于产茶地方收买茶斤，运赴原定茶马司，以十分率，六分听其货卖，四分验收入官”。所谓“六分听其货卖”，就是说允许茶商私人经营百分之六十的自由买卖，这实际上也是承认或者说是默许了民营茶马贸易的合法性。这便是茶叶生产萎缩后，政府征收不到“官茶”，不得不开放茶禁，“召商中茶”的开始。

同时，政府对茶户变征茶为征银，“初川陕茶课皆收本色，以易番马。永乐后番马由陕西道，川茶多霉烂乃令以三分为率，一分收本色，二分折银。至成化三年西宁等处亦折收银，粗茶百斤，芽茶三十五斤，皆量收五钱，无银收丝绢等，俱解本省有司支用……”。由此，才再一次活跃了茶叶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使茶叶生产的复苏有了生机。

徐阶的话恰恰切中朱厚?所想，他自然大点其头，说道：“正是这个理。单靠茶禁，不但耗时费力，效果却还不佳。既然有祖宗成法在，何不依东南之例，敞开榷法，商贾纳税请引即准其贩运，未必就不如官茶互市所得利润为少！”

原来皇上不但不同意厉行茶禁，还要彻底放开茶政专营榷卖之法啊！江南三大政：盐政、漕政和河政；北方三大政：茶政、马政和屯政，都与国家财政息息相关，而且茶政更是与马政密不可分，马宪成身为户部尚书，自然不敢拿国家的一大财源当儿戏，便说：“纵有所得，也尽在奸商而不在官，于国朝财政何益？”

严嵩已从方才的震怒之中清醒过来，立刻抓住了他的话柄：“马阁老此言又差矣。皇上如今推行新政，广施仁政，禁用威权，趋利逐财之徒固然可恶，但也只能加以疏导，不可施以重典。马阁老两榜进士，科甲正途出身，想必也读过《太祖实录》，可曾记得洪武年间，有广平府尹王允道上疏朝廷，奏请对磁州铁矿征税，太祖高皇帝亲下御批，曰‘朕闻治世天下无遗贤，不闻无遗利。且利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利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源塞，则必损于民。’关于利该在朝廷还是该在百姓之分别上，太祖高皇帝这段旨意已是再清楚不过了。我附议徐阁老，赞同皇上兴开中商茶，取代茶禁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