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庚前世，1918年8月列宁遇刺后由斯维尔德洛夫亲自实践“红色-恐怖”的方针，1919年斯维尔德洛夫突然去世后，苏联全体领导人大为悲痛，列宁在苏维埃大会说：“斯维尔德洛夫不在了，对苏维埃来说是不可估量的损失，我们以后要另外组织一个几十人的机构才能完成他一个人的工作”。

当然，在这个时空的1918年，乌里扬诺夫还没有遇刺，甚至未必还会遇刺，而我们年轻的斯维尔德洛夫同志，更不会在青霉素的庇护下沦陷在西班牙流感的魔爪里。

事实上，1918年3月斯维尔德洛夫已经得过一次西班牙流感并在青霉素的帮助下康复，而痊愈后这厮体内西班牙流感抗体的存在，多数情况下西班牙流感将不会再对乌里扬诺夫这位亲密战友形成新的威胁。

见众人的目光注视着自己，捷尔任斯基紧抿着嘴不吭气，望着眼神中却透着一丝希冀，斯维尔德洛夫挠了挠脑袋，有点为难的道，

“捷尔任斯基同志掌握的情况，我也有所了解，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布勃诺夫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党的干部，早年布勃诺夫同志在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彼得堡、萨马拉等城市做党的工作时，我和他有过多次接触，这是一位工作能力很强的领导人。”

“斯维尔德洛夫同志，大家现在关心的是，布勃诺夫是否能胜任一个地区的军事领导人的岗位，他和乌克兰出身的那些优秀的红军将领，比如伏罗希洛夫和切尔纳温这样的同志，是否能合得来，有没有心存芥蒂或者结有宿怨，以至于得不到这些乌克兰红军将领的支持？”

托洛茨基显然把话题扯回了要害，都什么时候了可没工夫听斯维尔德洛夫谈他自己和布勃诺夫的交往以及早期经历，午夜12点前要决定的事情太多，乌法联军要是喂不饱，明天苏俄红军和工人纠察队就该豁出命准备保卫莫斯科了。

其实斯维尔德洛夫和布勃诺夫这俩人都是领导十月武装起义的革命军事总部成员，在十月革命期间可谓配合的相得益彰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当然，斯维尔德洛夫的党内地位和中央委员会内的排名比布勃诺夫要高的多。

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勃诺夫虽然被选为中央委员，担任的不过是彼得堡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市火车站政委这样的职务，而斯维尔德洛夫早在1917年4月的党的全会上，就和乌里扬诺夫一起成为代表-大会五人主席团成员，并连选为中央委员，负责中央书记处和组织工作。

十月革命后，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斯维尔德洛夫被选为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17年11月8日（公历11月21日）当选为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至于斯维尔德洛夫和约瑟夫同志的交集，则是因为斯维尔德洛夫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在会上作了组织工作报告，之后，在1917年8月，他与约瑟夫一起被选入中央核心组。接着呢，又和捷尔任斯基等组成组织局。

所以约瑟夫同志也好，捷尔任斯基也好，其实和斯维尔德洛夫的关系比跟党的领袖乌里扬诺夫要更紧密一些，因此，当今天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趁着乌里扬诺夫被察里津的挑战气晕了头的功夫，提出用布勃诺夫替换约瑟夫的建议时。

捷尔任斯基虽然最后一个发言，却硬着头皮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些都有之前的渊源在里头搅合，当然，未必能算是捷尔任斯基和察里津以及约瑟夫同志私下有了沟通或者默契，只能算是就事论事提出的中肯看法。

实际却却提醒着斯维尔德洛夫，这布勃洛夫在苏俄中央委员会内，那可是托洛茨基的支持者，怎么能轻易让他在察里津上位，更何况，本来布勃诺夫在主持乌克兰的工作时，就和伏罗希洛夫他们闹的不可开交。

斯维尔德洛夫当然看得出来，约瑟夫同志在察里津取得的一些成绩，加上他个人的自我膨胀的催化，导致约瑟夫趁着苏俄红军在乌法战役的惨败，妄图挑起一场对苏俄中央的质疑，并给乌里扬诺夫和苏俄中央的权威带来了巨大挑战。

不过斯维尔德洛夫长期搞组织工作，知道在这个危急困难的关头，苏俄中央委员会能维持团结是第一选择，不能维持团结，要分裂，也要讲究策略，不能随便就把竞争者的人给扶上了位，比如，用布勃诺夫取代约瑟夫，这办法显然对乌里扬诺夫和斯维尔德洛夫一派来说，不是个好办法。

“那我就直说了，布勃诺夫同志的能力很强，但和乌克兰地方部队将领的配合协调上，的确有些问题，我觉得就算要调整察里津和南方面军的领导层，布勃诺夫同志不是个最佳的人选！”

斯维尔德洛夫言简意赅的一句话，封死了苏俄中央委员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布勃诺夫在察里津和南方面军上位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