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蓉说：“这么做好吗？万一被别的国家知道了，不太吧？”

宋骁飞说：“没什么不好，我敢保证，现在英国人、法国人以及捷克人，都想占有那列装有黄金的列车。我们帮他们接收，等于救了他们的性命。”

容蓉问道：“怎么俄国还有捷克人？他们不是奥匈帝国的人吗？”

宋骁飞说：“捷克是被奥匈帝国统治，但作为一个不甘心被欺压的民族，许多捷克斯洛伐克人投入一战中奥匈帝国的敌对阵营。即协约国方面，去充当矢志打倒民族压迫者的战士。捷克军团的人数，现在俄境内大约有四五万人吧。我们中国帮高尔察克接受他那500多吨黄金。他会感激我们的。”

高尔察克带着500多吨黄金的故事，宋骁飞很熟悉，他在关于一战的历史书上看到过：那500多吨黄金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几乎相当于一个大国一年的财政收入，高尔察克就是被这些黄金给害死的。这批黄金是沙俄黄金储备的大部分，因怕德国人入侵而从彼得格勒转移到喀山，内战中又东运进入西伯利亚，失踪前最后一个明确的保管人就是高尔察克，故称为“高尔察克黄金”。亦称“沙皇黄金”。

高尔察克全名是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高尔察克，看“亚历山大”的姓氏。就知道他出生于名门贵族。高尔察克打小对军旅生涯情有独钟。他每天早起做体操，洗冷水浴。以增强体魄，并津津有味地阅读那些战功赫赫的军事统帅们的传记故事。1888年，他13岁时便考入圣彼得堡海军学校，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籍，他还通晓四种外语，其中包括对外国人来说晦涩难学的中文，他一直做到沙皇俄国的海军上将，但他对于罗曼诺夫王朝并不是很忠诚。

沙皇被迫逊位，高尔察克是第一位宣誓效忠临时政府的海军上将。对于他而言。最重要的是对祖国的忠诚。而非某个政府或是某个人。他说：“我不是为某个人或某个政党的政府服务，而是为被我视为高于一切的祖国服务。”

然而，革命的结果却让他有些失望，他期望新政府能在国内建立起秩序，最后苏维埃夺取了革命胜利的果实，地方苏维埃的代表来到这位海军上将跟前，命令他交出武器。高尔察克将自己的镀金的格奥尔基佩剑扔进了海里，他告诉前来的代表，“这把剑并不是你们给我的，也不能由你们夺走。”后来高尔察克率领着集结和乌拉尔、西伯利亚两个地区的二十多万俄军，对圣彼得堡的苏俄红军发起了进攻，兵败后高尔察克决定率部横穿6000多公里的西伯利亚，逃往太平洋沿岸，在那里寻求东方国家的支持。

跟随高尔察克的军队有50多万人，还伴随着75万反对布尔什维克、流亡者，其中主教、僧侣及修女等占了27万；此外，贵妇人和她们的孩子共有20余万人。当时500吨金块从列车上卸下后。分装在28辆武装押运车中。125万人在高尔察克的带领下踏上了6000公里之遥的征途，可是谁也没想到，刚走了几天。气温就从出发时的零下30c陡然降到了零下60c。凛冽的寒风吼叫着，暴风雪像拉锯一般刺在身上。好像要冻透受难者的髓，就是穿熊皮、裹海豹皮也毫无用处，极度的寒冷只不过使熊皮在身上起到冰面具的作用。成千上万的人被冻死。极度的寒冷使得拉雪橇的西伯利亚良种马也一匹接一匹地死去，这批从沙皇俄国继承来的巨额财宝，不得不扔在西伯利亚的荒野上。暴风雪终于平息下来，死一般的寂静笼罩了四周，悲伤、痛苦、叹息、低语、憎恨、愤慨，一切都同25万亡灵一起消失了。高尔察克随后也被人出卖。被布尔什维克人枪决。

而在宋骁飞的时空，有了中国提供的军备支持，高尔察克的二十多万军队动起来，比历史上早了许多，隔着一起行动的还有邓尼金以及在俄国北部登陆的协约国联军，再加上德*队，布尔什维克政府四面都遭到了进攻，面临大奔溃，竟然还能击败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部队。

所以宋骁飞对俄*队的战斗力很失望，命令中国第一第二集团军抓紧在俄国的进攻。让中国第一集团军收编了高尔察克的溃军部队，整编成一个白俄军，交给了张宗昌带领。张宗昌这个人。虽然在历史上名声不太好，绰号“狗肉将军”、“混世魔王”，但他身材高大，是典型的山东大汉，早年在中东铁路当筑路工人，学会说一口流利而又发音准确的俄语，后来还前往西伯利亚淘金充任总工头，这时得到张作霖的举荐入伍了，这时在徐世昌的第一集团军当旅长。这人宽厚大度，重义轻利。所以在士兵当中很有威信。

同时，宋骁飞不得不反省。自己确实大大低估了布尔什维克人的战斗力。他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认识也进一步加深了：穷人的尊严，看来确实是不容践踏的！俄国这么一个原始资本主义的时代，无论是地主还是工厂主，和农民还有工人的矛盾都非常的深，这样的土壤几乎可以说是最适合布尔什维克主义发展。这么一个主义，极具诱惑性，很容易能蛊惑人心。虽然中国现在开放了报禁，人民享受充分的自由，有些教授还同情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但宋骁飞想来想去，决定在国内，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国内进行彻底的限制。因为宋骁非不想红色高棉大屠杀、俄国大清洗那样的罪恶事情在中国发生。

因为宋骁飞总统的大力推动，中华帝国的国民议会，很快通过了限制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一套法律体系，构建了涉及选举法、刑法、教育法等全面系统的法律体系。比如在选举法律层面，中华帝国的法律规定，中国政党必须在全国的得票率超过百分之五或者赢得三个以上的选区席次，才有进入帝国国民议会的资格。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支持者寥寥，很难获得超过百分之五的得票率。因此，这种制度设计可防止帝国国民议会中出现极端势力成员，从而防止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依靠选举上台，有效保障了中国政治制度的稳定性。

在刑法层面，中国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言行规定为犯罪行为。在公开场合宣讲布尔什维克主义，行为人可被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在教育法律方面，中华帝国将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契卡的恐怖行径，包括对沙皇一家和俄国人民的集体大屠杀罪行，列为青少年必学内容。

这些立法，在国内虽然有一些争议，但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受传统的儒家思想影响很大，对于中华帝国的报纸上天天宣扬的科学和民主都接受缓慢，加上法律这么规定了，也就渐渐没人愿意讨论这外来的什么主义了。更何况，当时中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中国人似乎更关心锦衣玉食，忙着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