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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天空飘的小雪变成了大雪，掩盖了总理府门前的斑点血迹。死了两个学生和一个军警，北京城气氛紧张起来，老百姓大多闭门不出，很多怕事的家长都把自己的孩子拉回了家，有的甚至都动了粗。

因为是冲动的学生首先抢夺军警的枪引发了血案，很多人对学生的莽撞表示谴责。最终，北京各学校还是举行种种悼念活动，北京市政府举行了“国民追悼大会”。剩余的学生们在街头，知道闹不起来，也逐渐散了，去参加各种悼念活动。

宋骁飞召开了紧急会议，内阁总理盛宣怀、国民议会议长容闳、总统府秘书长阮忠枢、陆军总长段祺瑞、司法总长梁启超、财政总长席家栋、教育总长严复等参加了会议。教育部副总长鲁迅也应邀参加了会议。

会议开始后，内阁总理盛宣怀提议解除徐树铮北京军警总司令的职务。宋骁飞同意了，并钦点曹锟接任这一职务。

盛宣怀平时就跟段祺瑞的关系就不太好，因为段祺瑞的亲朋好友中很少有做官和发大财的，而盛世家族，包括八儿八女，都亦官亦商。国民常把他们两家做对比，尊崇段祺瑞而贬损盛宣怀。此次徐树铮未能阻止总理府前的惨剧，加上徐树铮过于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当时的中国，他除了对大总统和段祺瑞服气外，没有第三个人能被他看在眼里。这种人往往容易得罪人，盛宣怀也看得不爽。而且徐树铮到段公馆去，也是随去随见，而且用不着号房代他通禀，他就扬长直入。段祺瑞会见外客是在外客厅。而徐树铮可以一直走进内客厅，和段见面，两人关系确实不一般。盛宣怀于是又站起来说：“徐树铮乃是段祺瑞推荐。他作为陆军总长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还对北京的形势估计不足。祸国殃民。无所不至，建议同罪驱逐。”

段祺瑞此时很是沮丧，表示他愿承担全部的责任，自动辞去所有职务退居天津，他还请求“各位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以大局为重。

宋骁飞没有表态，而是下令北京地方检查厅调查此事，在对受害人、巡长、目击者进行周密调查之后再议结果：“如果事关军人犯罪。依据陆军审判条例及陆军刑事条例由军事法庭审理，查明行凶人犯，依法审判，以肃法纪。”

这时，鲁迅站起来说：“诸位同僚，有一句话，不知道我当讲不当讲……”

鲁迅的话还没说完，总统府秘书长阮忠枢就黑着脸打断了他的话，责备他说：“这次年轻人走上街头闹市，跟你那些标榜自由民主的文章和言论有很大关系。你应该先检讨。”

鲁迅摇摇头。说：“许多人说自由开放是个危险的东西；咱们得丢掉。思想言论一开放，中国的安定稳定就要受到破坏，所以控制言论是必要的。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其实是没有深思的结果。在民智大开、教育普及的今日中国，封锁消息、控制言论的作法不但达不到安定稳定的目的，而且正收到恶劣的反效果。否则就像现在一样：凡是政府的消息，他们就拒绝相信，凡是政府说是真的，他们就认定是假的。因为对宣传与报道极度不信任，他们反灌输、反宣传的心理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我们如果一方面鼓励学生去努力追求真理真相，鼓励他们去追求自由、民主，又一方面又用各种手段防止学生得到某种知识。这种掩藏式的做法，不仅暴露出执政者及教育者的虚伪。而且更可笑的，它根本行不通！思考是追求真理的工具。学生一旦获得这个工具，我们就不可能对他说：你去治学问，但不要碰政治。如果我们执意不让学生在政治问题上刨根问底，惟一的办法就是根本不教他追求真理的原则和方法，不给他‘思考’那个刨根挖柢的工具——但是这样一来，我们还谈什么教育？中华民族还谈何未来？在一个真正健康的民主制度中，不容许‘莫须有’的恐惧存在。我们要用理性，还有面对事实的勇气，去取代恐惧。现在是深省我们制度的时候了！”

容闳说：“我同意周副总长的观点。造物主创造了平等的个人，并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我原来在美国大街上看到的男男女女都长着一张没受欺负的脸。现在的中国人，不是一张欺负人脸，嚣张跋扈；就是一张被欺负的脸，唯唯诺诺。这个社会，戾气太重，暴戾之气。有生之年，我想看看有选票的中国人脸上的那种自信，不受欺负的中国脸是种什么模样！”

宋骁飞说：“现在我们复兴党，已经拥有将近两千万党员，对于这样一个大党，中国这样一个民主经验薄弱的社会，还是先抓党内民主吧，总统府已经拟定了初步的计划。我想，这一步是无法逾越的。人民的政府，迟早会还给人民，但是现在的时机，恐怕不成熟，先要推进法治社会的建设和党内民主，这是我的意见。”

在场的多数人同意宋骁飞的意见。宋骁飞透露了下一步的改革计划：“当年我们一步一步走，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差不多的宪政，几乎用了二十年时间，我们不能太着急。当年学生的主要诉求是反腐和高房价，这将是我们党下一步的重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