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每天的晚上，住持应弟子的请求，根据修学僧众的多少，或在禅堂，或在法堂，不定时集合僧众，上堂说法，为僧众开示，称“小参”。小参一般在午斋后，由侍者禀报住持后，由行者挂小参牌，通知众僧。如果不举行小参，就鸣“放参钟”，即在当晚鸣经堂钟三下。如同五参那样的定期上堂开示又称“大参”。

每天午后2点到4点，僧人要进行坐禅以静心，称“坐参”。届时，僧堂及众寮舍挂坐参牌，众僧准时入堂，首座等执事僧人也上堂入座，然后坐禅，直到吃晚粥前下牌，坐参结束。坐禅是僧人修行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每天的坐参外，每当重**事，在上堂前也要短暂坐禅，称“坐堂”。在《百丈清规》中对坐禅的方法和要领作了规定。

禅宗佛教讲究“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因此，在教学方面并不注重讲读佛经，而是采用一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教学方法。祖师启发弟子不是长篇大论，细说经义，而是用比喻或隐语，即用机缘语句。弟子向师祖参问，也不直接回答，或是指东指西，或是棒打脚踢，大声呵斥，等等。比如，六祖惠能的再传弟子道一，在南岳独自坐在一间禅房里，一天到晚坐禅，谁找他也不理不睬。他的师傅怀让为了引导他，来到他的禅房前开始磨一块砖。最开始，道一仍然不理睬，但时间一久，他注意到了，便问怀让：“您磨这砖头干什么?”怀让回答说：“磨了来做镜子。”道一感觉奇怪：“磨砖头哪能磨出镜子来?”怀让借机启发他：“磨砖头磨不出镜子，光坐禅哪能成佛?”

在禅宗那里，佛法的意思是不能由祖师用语言这种正常的表达方法来传授的，要从主观上自己去领悟。在禅宗语录中，弟子向师傅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是佛法?”而祖师们的回答不是“麻三斤”就是“庭前柏树子”一类的话，总之没一句听起来正经的。

禅宗教学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对症下药，随机应变。义玄在开示弟子时，就是根据弟子领悟佛法的不同程度而在教学中采用不同的方法。比如，弟子已经放弃了“我执”，就是说他不再坚持有“我”这个实体的存在，但还没放弃“法执”，就是说还在认为客观事物是真实的，那么义玄就会肯定他放弃“我执”这一点，而批判他坚持“法执”的一面。反之亦然。这种教学方法让我们想起孔子，孔子正是因材施教、对症下药的模范，对于性格比较急躁冒进的子路，他常常打击他的锐气，让子路学会谦逊谨慎；而对性格较为柔弱的弟子，孔子则是大胆地鼓励。

八种福田

佛教被称为“慈悲的宗教”，僧人除了不去做一切恶事之外，还要做善事。这些善事就是能解脱众生苦恼，使他们得到快乐和幸福的好事，被称为“菩萨行”。

中国僧人历来有广行善事的传统，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唐代僧人法藏提出的八福田思想。福田，就是幸福的田，就如同将幸福的种子撒播在田间，待到秋时将收获幸福一样。僧人通过广行善事，积累功德，能帮助自己成就道果。这八种被称为“福田”的善行包括开路修桥、孝敬父母、供养病人、供养同门、救济困厄等等。

(1)救灾济贫

各种灾害给百姓带来无穷的苦难。中国佛教僧人很关注救灾事业，他们在两方面表现得十分突出。一是祈雨。在大旱时节，往往有高僧设坛祈雨，据历史记载，唐代这类祈雨的法会非常盛行。当然，祈雨是否真的能带来多大的功效是另外一回事了。和尚们在赈灾方面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在大灾年，寺院门口往往用大锅煮粥，分给饥民食用。有一些和尚还留下了许多感人的事迹。在南北朝时代有一位名叫法进的和尚，不忍看见饥民受苦，就把自己身上的肉一刀一刀割下来分给饥民吃。这件事感动了官府，终于开仓赈济。隋末连年战火，民不聊生，一位名叫法素的和尚，劝说寺僧将寺内两尊金佛像熔化后换成米，赈济难民。

(2)施药治病

佛教认为，佛教僧人应该像对待佛一样对待一切有病的人，看到病人而不理不睬是犯戒的行为。中国古代出现过不少精通医术的神僧，他们中有东晋时代的佛图澄、竺法调；

南北朝时代的那连耶舍、昙鸾；隋唐时代的法进、法喜、神智等等。他们或常住一寺，或游行村落，为病人解除痛苦。从南北朝时代起，在佛教势力影响下，还办起了若干收容穷苦病人的医院。《太平广记》中记载唐代的洪防禅师在河南建龙光寺，并在寺中建立一座“病坊”，也就是收容贫困病人的医院，收容的病人常有数百人。洪畴完全靠自己行乞化缘来维持病人的生活，并为他们治疗，一天也不懈怠。他的事迹被

武则天得知，受到特殊的礼遇。像少林寺这样的大寺甚至还设有药局，选僧人中精通药理者主持，为穷人看病施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