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李来亨收复重庆的消息理所当然地在朝中、尤其是内阁引发热议。以孙承宗、王在晋、袁可立等中立派大臣为首，再一些新晋的官员，认为官军在各战场上屡战屡败，这一战的胜利显得尤为宝贵，理应重重嘉奖，以振奋官军士气。

但是不少东林系官员却认为，皇帝既然派成基命监军，李定国和李来亨就该等成基命抵达军中，然后依令而行。如今成基命还没赶到湖北，二将就擅自冒进，虽然这一仗侥幸取胜，仍是功过不能相抵，应该申斥才对。

当然也有为二将辩护的，比如中书舍人王夫之就认为，二将出发在先，成基命领命监军在后。二将进兵神速，根本不知道皇帝又派了监军，此即所谓“不知者不罪”。

又有东林党人马上反驳：既然李来亨可以飞鸽传书报捷，难道朝廷就不能飞鸽传书命令他停下等成基命么？

王夫之则从飞鸽传书的原理出发，马上驳了回去：远征军在移动当中，信鸽飞回京师当然可以，京师的信鸽却不知道远征军的动向，自然无法返回军中。

就在官员们为此事吵得不可开交之时，皇帝朱由检却一反常态地沉默着，并不急于表态。

前一段时间朱由检很少上朝，基本上只在忙一件事，就是接见、培训新晋官员。跟着他忙的还有吏部，此前吏部对地方官员的任命和调动，基本上到正七品县令这一级就行了，下面的县丞、主簿、典史等低级官员，往往是下面报上来，吏部走个批准程序，因此低级官员基本上都是父子传承。

这次朱由检却要求将新科进士大量地派到地方做知县、县丞、主簿、典史，并把替换的官员全部召进京师述职，政绩优异者升迁，平庸或不称职者或贬或免。

这个工作量就太大了。数千新科进士，就得对数千个岗位做出调动。还得考虑到籍贯、官员年龄等各方面因素，把孙承宗忙得不可开交。

朱由检借着这个机会，便以“方便吏部办公，有事可及时面君“为由，将吏部衙门搬到了紫禁城内。

紫禁城内的房间号称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空着的实在太多。朱由检把文华殿北、称为“南三所”的一处宫殿简单收拾一下，就让吏部搬了进去。这南三所共有二百多间屋子，吏部虽然职员众多，也只占用了五十间，剩下的暂时空着，朱由检还打算陆续把其他衙门也搬进来。如此一来，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办公，官员推诿拖沓的毛病果然收敛不少。

经过近一个月的忙碌，吏部总算把这几千新科进士大部分安排了出去。其中有些颇具才干的，朱由检还亲自过问。比如熊汝霖就被派到福建泉州府***县任典史；袁枢任山西大同府大同县主簿；杨廷麟任北直隶大名府大名县县丞；罗明祖任南直隶苏州府吴县知县；许国佐任山东济南府通判；钱嘉征任顺天府宛平县知县…

官员外放以前，朱由检一一亲自接见勉励。这些刚刚步入仕途的官员无不感恩戴德，纷纷表示要在任上做出一番成绩，绝不辜负皇帝的圣恩。

今天朱由检又轻车简从出了紫禁城，大臣们还以为他又是去国子监培训进士了，谁也没有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