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1910年9月末的一天,一幕如同两千多年前的悲壮场景,出现在当世最新潮繁华的天津火车站前。
担纲主演的,自然不是燕太子丹和荆轲,而是如今天下数得着的几位清流名士,张佩纶、文廷式、张謇,还有杨度。
对,没有看错,在这个时空,张佩纶和文廷式还活着,虽然看上去苍老萧瑟,一副随时可能歪倒的模样,但看他们的眼神,却能感受到一股依然旺盛的生机和斗志。
张謇自不必说,清末状元之才,却积极投身工商实业,十多年见,赫然聚集数千万财产,成为天下清流文人当中首屈一指的金主,一力支持承办了好几种报纸,成立多家文社会所,名声之隆堪称一时之选。
杨度作为小字辈,在这里头却不是添头。
他本是被当成清流文人的新一代领袖人物,这几年更亲自主办了《中国新报》,联手梁启超和刘揆一等诸多师兄弟,同志友人,一起推动中国搞君主立宪,试图重新恢复自古以来之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旧制。是反对大元首迟迟不肯称制,还弄出什么两党、在野党、民主党派等等污七八糟政策制度的旗手先锋。
不过在今天,他们四人却都是可能一去不回的“荆轲”。
要去的地方,是在千年以来都被中原王朝的文人士子视为蛮荒之地的西疆伊宁,差一点就要发配到更名为“夷播海”的巴尔喀什湖畔。
从天津到那里,妥妥儿的行程万里之遥。这要放古代的交通条件。基本上一辈子是回不来了。
如今虽说有直达列车。奔行十多天就能抵达,可一想到那遥远的距离,对于这帮子文人魁首而言,跟前清时期流放唐努乌梁海,也没什么分别。
他们这些人之所以被丢到那里去,自然是因为这几个月来,大元首“引蛇出洞”,故意让杨浩散播出去某些论点引起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继而将这些躲在后台的大鱼给钓出来,最终一网打尽的结果。
之前引发的大讨论当中,焦点原本是局限在“当官要不要做事”,和“理学家并非造成中国文化倒退、导致中国迟迟不能进入现代文明的罪人”等寥寥几个方面。
其核心,也是围绕着大元首一力倡导,经过十几年的精心整理,即将向全国、全世界推行的中国传统文化通行规范,进行的针锋相对的驳斥和质疑。
因为按照新的文化规范所说,从《周易》源流而下的孔孟之学,作为中国文化核心要素。其本意除了让儒家学子学会怎么当官找饭碗,同时还要学会做事。或者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理论勉强可以解释。
而按照新规范的意思。结合大元首授意的言论,则可以归纳为:“合格的官员,首先必须是道德模范,其次要有真才实学,更要懂得民间疾苦,而非只是坐在上层离着民众几千里凭空想象,胡说八道。再次,官员要做事,不能光空谈,考核标准也必须是所辖民众的平等兴复指数,而非制造种种祥瑞,编造各种谎言,搞什么粉饰太平,处新纪录的创造所谓太平盛世,糊弄领袖去当所谓的圣君,然后把这个当成自己功劳,写进历史记载当中。”
虽然没要求他们跟范仲淹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没指望他们做到“为人民服务”“、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可最起码的,你不能尸位素餐,光拿工资不干活。
被拿来当反面教材的,就有北宋那些宰相们。一个个拿着几千万的高工资,却只会在朝堂上勾心斗角,往皇帝脸上喷唾沫,以干预皇帝私事为乐,夸张到皇帝多跟哪个嫔妃上-床几次,他们都要管!甚至还干出把嫔妃从皇宫里拉出去弄走的事情。
全国亿万人中出来的顶尖儿人才,整天围绕着一个皇帝转圈儿动脑子,可想而知天下大事会搞成什么样子。
新规范明确要求了文官应有的基本素质,那么“严苛”的考核办法,理所当然的引起广泛的争议和抵制。
这跟之前革命战争阶段强推的革新制度还不一样,这可是要用来教育千千万万子孙后代的。如果不加以阻止的话,从宋代以来的中国文人那种优哉游哉的生活方式,可以宣告永别。
文人阶层没了高人一等的地位,没有超脱法律的特权,这怎么能成?
他们原来还指望着,等国内大局稳定之后,就开始按部就班恢复这一“传统”的,结果发现大元首动真格的,要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法治国不打商量,他们真正急眼了!
于是乎,争论从开始限定的范围,没用多久便形成了突破,很快又波及到上智与下愚、劳心者治人、文化人必须比劳动者高等,等等论调。里里外外,与传统之士农工商分野,乃至世界列强还有的贵族、地主、士绅,一定比普通民众高贵的说法,遥相呼应。
归根到底,还是要求刑不上士大夫。
而争论发展到的顶峰,便是呼吁改变当前一个领袖、两党执政的政治体制,要学欧洲列强玩君主立宪制,尊请大元首登基称制,重开紫禁城为皇宫,化共和为帝国。
舆论自然而然的推动到了这一步,谁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但真正上层的寥寥一些人才清楚,这正是一道绝对不可触及的红线,谁踩上谁倒霉。大元首等的,就是他们蹦跶到这个陷阱当中。
于是乎,在九月份大争论到了最出格的时候,当即以违反宪法和蓄谋破坏共和等罪名,把跳腾最欢的一大帮人一网打尽!
当国家安全部的探员找上门来抓人的时候。所有的清流大佬、文人领袖们全都蒙圈了。这尼玛不对啊!俺们可是一腔热血一颗忠心。都是为了大元首好啊。怎么能抓我们呢?一定是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