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国殃民！”

一声愤愤不平的话话从管明棠的口中道，他起身站在窗边，看着窗外漆黑的夜幕，半晌都说不出话来，

“情报来源确定吗？”

尽管心知情报来源绝对没有问题，而且“历史”已经证明，但是管明棠还是“固执”的坚持着。

“没有任何问题，局里的人可以直接接触机密要件！”

从曾彻的口中吐出的依然是极为平静的话语，主持“经济”调查局的这几年，他却发的理解了作为情报机关负责人，他必须抛弃“个人情绪”从而才能准确的作出判断。

在过去的几年间，“经济调查培训学校”已经培训出了上千名优秀的“调查员”，而现在借助各种渠道，这些调查员不仅深入到华北各地，同时“经济调查员”已经成功的渗透至中央以及各省，并初步建立起了一个覆盖全国的情报网络，甚至就是在日占的东北、处于殖民统治中的南洋各地亦有调查局的情报网络。

现在曾彻可以毫不犹豫的说，通过这些网络，他可以及时准确地掌握南京以及各省在政治、军事上、经济上的种种企图——上午在某一位要员开会骂了娘，两个小时后，他就能够知道原因，甚至再过一两个小时后，一份分析此事前后原因的情报简报就会送到先生的案头。

甚至就是在日本戒备森严格的东北，他亦能够获得大量军事情报，而这一切都得益于过去几年的工作，尤其是那些职业情报人员的培训。

“哦！”

点了点头，管明棠的眉头紧锁着，因为“经济”调查局的原因，他得已了解到，自粤、桂军阀奉胡汉民为领袖，西南势力与南京中央长期处于对抗状态。自1932年后，策动西南“独立”或“自治”，一直是日军对华“谋略”工作的重点。日军不断秘密派遣代表前往西南联络接洽，前后不下百人之多。较重要者有：二十一年日本军部宣传班长根本赴粤访问萧佛成；二十二年日本参谋部部长梅津、日本公使松村先后赴粤访问陈济棠；二十三年日本第三舰队司令官中村率舰访问广州拜见陈济棠；二十四年2月，日本舰队司令白武源访粤；3月，土肥原赴港访问胡汉民，4月，再赴广州拜访邹鲁、陈济棠，5月，再飞南宁拜访李宗仁、白崇禧，征询其对“中日亲善”的意见后，返港再访胡汉民；6月，松井石根赴粤访问陈济棠；同月，冈村宁次亦先赴广州拜访李宗仁、陈济棠，再赴南宁拜访白崇禧……其余不知名的日本情报人员在西南的秘密活动规模有多大，则未可知。

而去年“经济”调查局，就提供了一份情报，去年3月3日，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到香港、广州等地拜访胡汉民、陈济棠、邹鲁时，曾表示愿意与中国共同防俄防共，因南京没有诚意，所以愿意跟西南合作，并称日本愿意借钱、借武器给西南来对付南京，作为防俄防共的条件。

“老板，如果没错的话，西南会使用“抗日”行兵誎的名义发动……”

“抗日！”

唇角猛的一扬，管明棠的语气中尽是嘲设之意。

“有日本人支持的抗日吗？”

随后管明棠又反问道。

“有得到日军谅解，并且获得日军实际援助的抗日吗？”

沉默依然是沉默，相比于老板的愤怒，曾彻反而显得更为冷静。

“有日军顾问协助的抗日吗？”

接连嘲讽之后，见老板冷静下来之后，曾彻又问道。

“老板，我们是不是要做些什么？”

做些什么呢？在来之前，曾彻已经和局里的分析人员进行了分析，他们完全可以策动一场粤军内部军变，如果有必要的话，甚至可以暗杀那位“南天王”。

“什么都不用做！”

看着曾彻，管明棠又开口说道。

“他的那个抗日的名义，是骗不了中央和国人的，就是粤军内部，也不相信，其实，这也不见得是坏事，如果没料错的话，中央那边应该早有准备，甚至可以说，中央恐怕还期待着这位“南天王”起事，因为现在只剩下两广军阀，还有那些人在搞割据，……”

过去的两年，对于中国而言，应该说是剧变的两年，通过追剿，中央控制了原由军阀割据的云、贵、川三省。中国残存的军阀势力，只剩下了没了地盘的张学良、占据山西的阎锡山、占据广东的粤系军阀陈济棠以及占据广西的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

张学良自弃东北，仰人鼻息，阎锡山地狭兵微，加之刚刚得复出，因此都还算听话，与河北有宋氏、山东的韩氏一样，基本服从中央，而张氏更是乖乖地移兵陕西进剿。那时，不听话的只剩下财大气粗的两广军阀了，他们不愿意归附中央，一心想要割据。

“那些军阀头子为了一已私欲，不惜牺牲国家民族利益，与日寇勾结，以求一逞。但中国军人是有爱国心的，所以，此战即便是爆发，也不见得会战！”

对此，管明棠并不怀疑，就像历史上一样，当一百多名日本军事顾问出现粤军之中时指导空军作战时，包括空军司令在内都投靠了中央，而在作战会议上，所有的军官都是出奇的沉默，最后各部一枪不放，选择了投靠中央，从而导致两广事变“戏剧性”的收场。

“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