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夫子才会说以德报德，以直报怨！”

尽管管明棠语气，看似极为平静，但是陈布雷还是从中听到一丝不满，这种不满在陈布雷看来，或许是其对中央的不满，毕竟，中央总是一再的通过各种渠道，要求华北方面善待日俘、日侨。

放下手中的茶杯，管明棠看着陈布雷说道。

“您曾去过日本，相比之下，您比我更了解日本，日本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这……”

陈布雷的话声一哑，然后稍作思索后，方才回答道。

“遵从强者，对弱者非般歧视！在日本呆的时间越长，就会越爱国，或许，这是绝大多数去过日本的人的感受，日本人的对欧美国家百般推崇，对中国人却是百般的歧视。”

“嗯！”

点点头，管明棠并没有否认这一切，实际上这一是日本最大的特性。

“这个国家是个很复杂的群体，同时也是一个很矛盾的群体。以我看来，其一，日本民族是一个冷漠和热情的结合体。日本人身处自然灾害多发的岛国，往往对生活拥有珍惜和热爱之情，在性格中也比较情绪化，情感丰富而多变。但是在人际交往中却又往往表现出冷漠，冷漠而多礼。这是其一……”

端着温热的茶杯，管明棠又继续说道。

“再者说是日本民族是优雅与残忍的结合体，概括的来说就是“菊花与刀”。菊花是日本皇室的家纹，代表日本公家文化中那种恬淡优雅的格调。同时也是日本传统中那种重视文化和高雅的审美趣味的表现。日本的插花艺术，茶道文化，和歌，障壁画等无不显现着这一切。但是另一方面，“刀”文化同样是日本民族的一个很显著的特征。日本的“武士道”原本是由我们的儒家文化演变而来的。我们信奉“仁义礼智信”，而儒家思想传到日本，虽然受到日本人狂热的信仰与接受，但是却与日本的武家文化杂交起来而衍生出了“武士道”思想。“武士道”的核心思想把儒家文化中最核心的“仁”和“义”替换为了“忠”和“勇”。于是形成了具有浓厚日本特色的“武士道”思想。不讲仁义，而极端重视“忠”和“勇”。当然，这都是其次，就像的你说的那样，对强者的服从！”

话声稍稍一顿，管明棠的神情中带着一丝感慨。

“于我看来日本民族是服从于反叛的结合体。日本民族同时具备极端的服从性和极强的反叛性。“武士道”思想造成了日本人服从上级，服从强者的本能。在日本历史上这种精神简直发挥到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大名对自己所属的武士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主公命令臣下死，不需要任何理由家臣就必须切腹。在政治交往中也是如此，日本人非常容易屈服强者。日本人在遇上强敌自己无法取胜的时候往往就会屈服于对手。国际交往中更不用说，近代以前中国是亚洲霸主乃至世界最发达的国家。这时日本就极力以中国弟子自居，时刻表现出谦恭以及虚心求教的态度。如唐代派遣“遣唐使”就非常积极。而且吸收中国文化也是不遗余力。而自从美国打开日本门户，日本受到西方文化的侵蚀与西方势力的侵略以及冲击。明治维新以后就坚决地打出“脱亚入欧”的口号坚决追随西方列强。但是，在日本人身上，反叛性也有着极其鲜明的体现。日本民族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民族。利益至上在日本民族性格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当自己的“上位者”实力削弱的时候，日本人往往会毫不犹豫地反叛，比如在历史上对中国的多次挑战。”

从茶几上的烟盒中取出一根香烟，在陈布雷拒绝后，管明棠自点着一根，然后吐出一口烟雾，沉思片后，管明棠又继续着先前的话题。

“南京要求我华北应对日本施以仁义，但是以南京诸公对日本之了解，对日本施以仁义，又能得何回报？以日本之民族性，一味之仁义，所换来的不过只是嘲讽，所以，于我看来，对待日本人，其实无非四个字，恩威并施，在战争上施以严厉打击，在战俘营中加以严厉看管，只有利用他们的服从，利用他们对强者的恭顺，才能让其于未来为中国所用！”

“确实！”

曾在日本旅居过的陈布雷，听深有感触的表示了赞同。

“季陶先生，也是这样认为，他赞同对敌俘、敌侨施以严厉制裁！”

在表示了赞同后，陈布雷又委婉的说道。

“不过，中央认为，出于未来以及国家声誉的考虑，应该对敌侨加以一定的保护，毕竟，我们中国对日本，是文明对野蛮、仁义对残暴，而不能让我中国划入野蛮之列……”

虽是委婉，但管明棠也听出了他的潜台词，对敌俘没有人能说出什么，关键问题在于对敌侨的问题上，在南方有报纸报道一些发生了东北的让人不快的事情，那些报道让参谋部大为光火，但是却宁可保持沉默，因为他们只是敌侨，没有人会在意他们被杀死或者被强奸。甚至于在有的报纸上，则宣称这是军人的权力，那些日侨在中国扬威作福的时候，就应该想到有一天同样事情会轮到他们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