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谢润生发回来的消息，军事情报局局长段建军立即派出专机前去接应。

姚文芳大使的死，让段建军很没面子，或者说让他受到了总统的强烈责备，因为营救大使的行动由军事情报局负责。

最让段建军恼火的是，他根本无法给总统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

说白了，段建军自己都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又如何向总统汇报呢？

在墨西哥当局公布了姚文芳大使乘坐的直升机坠毁的消息后，段建军试图跟化名查德拉的谍报人员取得联系，却一直没有联系上。他还找过钱壮飞，希望参与行动的狙击手能够带回来一些消息，可是四名狙击手全部失踪。更要命的是，军事情报局安排在墨西哥的其他谍报人员都没有能够获得相关消息。

凭借多年的情报工作经验，段建军意识到，查德拉出问题了。

只是，段建军并不了解查德拉。

查德拉是在十二年前被派往墨西哥的，而当时段建军还不是军事情报局局长，而是负责管理欧洲分局。事实上，在段建军当上了军事情报局局长之后，对查德拉也不是很了解。主要就是，与查德拉的联系由拉美分局负责。此外，军事情报局有上千名像查德拉这样的谍报人员，不可能每一个都与局长直接联系。更要命的是，现在的拉美分局局长是谢润生，而谢润生也是刚上任不久。也就是说，谢润生也不是很了解查德拉，只是定期与他联络，获取由他提供的情报。

当年把查德拉派往墨西哥的拉美分局局长，在两年前就病逝了。

事发之后，段建军让人找来了所有与查德拉有关的资料，以及查德拉在十二年间送回来的情报。

查德拉的个人资料非常有限，而且关联性不大，表明有部分资料已经遗失。

当然，类似的事情在军事情报局并不少见，特别是外裔谍报人员，很多的个人资料都不够齐全。

查德拉是一名拉美裔侨民，其父母在一九二八年从哥斯达黎加依据中国，并且在上海的红桥区定居，开了一家拉美餐厅。查德拉在一九三二年出生，在家里排行第五，有三个哥哥与一个姐姐，另外还有一个弟弟与两个妹妹。大战的最后一年，查德拉参军，并且在次年就因其出色的外语才能被军事情报局选中。在接受了长达四年的培训之后，查德拉在一九五五年成为谍报人员，并且在此年就被派往墨西哥，成为了专门负责跟韦戈斯进行通信联络的特工。

在这份简单的简历中，没有任何可以让查德拉背叛的理由。

要知道，查德拉的父母在依据中国之前是哥斯达黎加的战争难民，在到了中国之后过上了富足的生活，而查德拉的兄弟姐妹都加入了中国国籍，而且过得都很幸福，他的弟弟现在是海军的上校军官。至于他的父母，都是在年过七十之后正常死亡。除了患上癌症在五十四岁去世的长兄，查德拉的兄弟姐妹都还健在。

显然，家庭方面也不存在让查德拉背叛的原因。

在翻阅查德拉涉及的情报行动时，段建军才查到了一点蛛丝马迹，即那次导致了六名狙击手丧生的秘密行动。

虽然在保存的档案中，这次行动的主要原因是韦戈斯的一名手下走漏了消息，让整个行动曝光，而执行猎杀任务的狙击手误入敌人设置的埋伏圈，最终全军覆没，但是当时提供情报的是查德拉，而不是韦戈斯。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拉美分局局长曾经建议让查德拉回国接受全面调查。

也就是说，这次失败的秘密行动，很有可能就是查德拉叛变的根源。

产生这个怀疑之后，段建军意识到了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

这就是，如果查德拉在几年前就已背叛，那么韦戈斯肯定脱不了干系，而且很有可能是韦戈斯策反了查德拉。

显然，这足以证明韦戈斯没有真心诚意的跟军事情报局合作。

随即，段建军就想到了一点。

这就是，大使乘坐的直升机遇难之后，墨西哥当局坚称，当时中国大使跟弗朗西斯科在一起，而且是由弗朗西斯科提供的直升机，而墨西哥当局已经在追查此事，并且宣称已经拘禁了弗朗西斯科。

段建军不得不怀疑弗朗西斯科是否还活着。

更重要的是，这已经证明韦戈斯跟大使遇害脱不了关系。

原因很简单，姚文芳大使遇害，最大的受益者不是墨西哥当局，更不是生死为卜的弗朗西斯科，而是韦戈斯。这就是，如果墨西哥当局坚持把责任推到弗朗西斯科身上，那么韦戈斯就将趁机夺取弗朗西斯科的地盘，成为塔瓦斯科州唯一的统治者，而墨西哥当局也必然承认他的地位。

做为受害者，弗朗西斯科没有任何理由害死中国大使。

理清了思路之后，段建军相信，他离真相已经不远了。

只是，他还无法证明自己的猜测。查德拉还没有发回消息，而且他也没有别的证据，因此不可能让总统相信他的猜测。

说白了，段建军也不可能把自己的猜测当成事实告诉总统。

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前去营救大使的狙击手肯定知道真相，因此找到那四名狙击手就能解开疑团。

也正如此，段建军全力支持钱壮飞展开营救行动，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甚至为此出动了一架zz-2战略侦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