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都一开始本不是咸阳，老秦人一开始是半定居半游牧状态，其实并没有固定的都，后面才将栎阳定位为都，秦献公时代的变法，也即是商鞅变法的生地就是在栎阳。
当时魏国乘秦国内乱之机，夺取了秦国的河西（黄河与洛河之间地）之地。公元前三八四年秦献公即位后，立志收复河西之地，于前三八三年在栎邑修筑了栎阳城，将国都迁到栎阳，随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开展了对魏国的军事反击，初步改变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秦献公去世后，他的儿子秦孝公继承了他的事业。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贫弱的秦国一跃成为诸国中最先进、最富有的国家，为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公元前三五零年，商鞅在栎阳第二次颁布变法令，将国都由栎阳迁往咸阳。栎阳作为秦国的都城只有三十四年的时间，这一时期秦国正处在由弱变强的时期，所以栎阳在华夏都城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古栎阳也因商鞅变法闻名遐尔。
栎阳与咸阳之间的距离从平面地图上看只有不到五十里，它是位于渭水北侧，郑国渠的边上，距离战国时期秦军的另一个屯兵地点武城不到三十里，哪怕是现如今栎阳对于秦人来说也仍然有着很高的地位。
出巡队伍并没有前往栎阳，途中吕哲只是听李斯、蒙恬等关中人士讲述历史上秦国的转变。
一些秦地出身的人讲秦地的历史变迁当然有其用意，张良就一再想要打破那种氛围，可是试了几次见吕哲仍然听得津津有味，他也只有按捺内心的不安下去。
一些人给吕哲讲秦地历史变迁是要呼唤皇帝一样身为秦人的记忆，毕竟从贯籍上来讲吕哲可是陇西人来着。
陇西郡为什么那么干脆地投入吕哲的怀抱？除开陇西郡的大部分大族与当时的汉国建立起了长久的贸易关系，不还就是因为吕哲的贯籍是陇西郡的嘛！
对于陇西人来说，吕哲崛起的过程中南郡人和长江流域的人才是主力。反正不是陇西人占了头筹，既然无法独占头筹只有不甘人后，吕哲稍微招招手，哪有不立刻投奔的道理！
张良内心的不安源自于秦地出身的人有越来越充斥朝堂的趋势，以前是军中大将基本是夷陵嫡系出身，虽然是秦地出身占了四成，可还有六成是来自于六国故地。文官体系之中，秦地出身的人占了三成，六国故地的官吏占了其中的七成，算是占了比较大的比例。
旧有列国不是消失就是成为封国。有那么一段时期吕哲麾下的文武官员比例再次出现变动，随着旧有列国的文武被接纳，帝国建立的时候武将集团多了一成达到了军方集团的七成，文官集团却是多了二成达到了九成。
一些“有心人士”那么一计算，军方的七成将校出身旧有列国，文官集团九成也是出身旧有列国，他们曾经弹冠相庆，认为是一件很好的趋势，也认为吕哲虽然出身秦地却是极为照顾旧有列国故地出身的人。基本是带着一种莫名的热切，大有想要将秦系文武压下去的念头。
近几年吕哲制定的国策没有更动，可是秦地出身的人却是以一种“涌现”的规模开始充斥官场，仅仅是不到三年的时间。中枢的官员比例秦地出身的人重新占到了三成，军方秦地出身的将校恢复到四成，文官集团比之前三成的时候多了一成达到了四成。
帝国的官场任职任命有一套流程，看政绩也看考核。可是一旦人的内心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他们不会去想一样的平台机会平等，只会从一系列的事情中得出自己想要的答案。那就是秦地出身的人有重新抬头的迹象，进而得出吕哲将要大用秦地出身人等的猜测。
国防军有二十个军团的规模，其中有八个中郎将军团长出身秦地，这六个军团中有五个是骑兵军团，而帝国才有六个骑兵军团。吕哲对骑兵军团的看重天下皆知，六个骑兵军团竟是有五个是秦系的中郎将，这又是那些人猜测吕哲要偏向秦系的佐证。
再看看其余三个秦地出身的中郎将率领的三个步军军团驻扎在哪，一个满编的精锐步军是驻扎在三川郡的洛阳，另外两个精锐满编步军分别是在邯郸郡的邯郸和巨鹿郡的观津。只要一看山川舆图就会得出一个结论，三地中的任何一地都是属于战略要地，是重中之重的兵家必争之地。
其余的各个军团，骑兵军团仍然在加强，步军却是已经逐渐裁撤辅兵和裁减战兵，少有处于满编的状态，驻扎的地点除开是在边郡之外，虽然有不少是处于交通枢纽，可要说是什么重中之重的战略要地就不像是了。
旧有列国出身的将领也有区别，早期追随吕哲从夷陵崛起的那帮六国人士，他们身处高位，不过心未必是向着旧有列国，像是共尉和季布就是比较明显的例子，观看其所作为为并没有特别为楚人争取什么的样子。
另外一些虽然位处中郎将的职位，如吴芮、桓楚、周文、曹咎、周殷、司马昂等人，这些人都有各自的经历，出身也都不同，唯一有点相同的就是不上不下，想要做点什么也是大部分时候有心无力。
扶苏接受和平兼并，许多原本秦国中枢的官员大多选择离开封国，不当臣下之臣，直接效力皇帝，军方的代表人物是蒙恬、王贲、徐岩，文官的代表人物是隗林、李斯、王绾，大多也在很短时间内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继续光热。
也不是没有一些具有才能的人留在秦封国，比较出名的是蒙毅、冯劫、内史腾等人，他们并没有与另外直接效力皇帝的人断开联系，有一些迹象表明秦封国可以选在西域就是出自中枢一些秦系文武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