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走了，我无法再像往常一样平躺在床上，因为菊花疼，我侧躺在床上，大口喘着粗气。但这番折磨，还是值得的，至少我知道自己没病，悬在半空中的心落了下来。

现在看来，两个可能：有人找了一个真有前列腺癌的人，用我的名字挂号，目的就是搞到病历单，误导我有癌，为两个医生给我开刀找足理由。当然不必真的开刀，他料到我会剧烈的反抗，一切只是一出戏。

检查报告从来不会张贴病人照片，所以，不用担心露馅，名字对得上号就足以震摄我了。

第二个可能，这份病历报告是假的。直接扫描一份前列腺癌报告单，然后在photoshop等制图软件上将患者名字修改成崔冕，再打印出来。

我分析第二种可能大一些，因为第二种可能省时省力省心。

那两个医生是不是同谋，我还不知道。

他们做这一切的目的当然不是要割我前列腺，这样做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好处。对我做这些的目的无非就一个——肯定跟我有什么深仇大恨，要报复我，害死我。当我以为是清明梦，肯定会有反抗的暴力行为，那么结局就是我名誉败坏，甚至进监狱，最后使我在这个行业，甚至这个城市都无法立足。

是不是多次意外暗杀失败后，然后才折腾出这么一个陷阱？那为什么从要我的命，降了级变成只是坑我进监狱？

如果照第二种推测，得到好处最大的就是心理学界的同行，那就很可能是同行在陷害我。

我立马打通悦儿电话：“你让负责我案子的同事去查查那两个医生，我刚做了检查，我没有得前列腺癌，那份病历有问题，我怀疑那两个医生跟害我的人是一伙的。”

尽管这个案子跟悦儿有关，是她在现场开的枪。但我知道因为我和悦儿的男女朋友关系，为避嫌，警方肯定不会让悦儿接手这个案子。

至于那天悦儿为什么会在现场，刚才在病房和我聊天时她说是接到一个医生电话，说我有癌，她便匆忙赶来了。赶来正好看我在砍人，警察的天职促使她不得不上前阻止我犯罪。

我想，打她电话的应该也正是给我开刀的那两个医生中的一个。

“哎呀，太好了，谢天谢地。”悦儿在那边激动的声音都颤抖。

“别感慨了，赶紧去查那两个医生。”

“崔冕，不行，最近医患关系很敏感很紧张，患者伤医的事件特别多。所以医院方面非常震怒，要求我们警方严惩你这个狂徒呢，媒体也在各种推波助澜的炒作说医生不容易。现在那两医生还在医院躺着，人家是受害者，你让我们怎么去盘问他？人家到时连我们警方一起告了，咋办？”

“可是……”

“别可是了，不管怎么说，众目睽睽之下是你在伤人，要查也查你，怎么能去查还躺在床上的受害者？”

“难道……”

“别难道了，你就安心躺着休息。”

“难道只有上法庭才能说清楚了吗？”我硬撑着把话说完。

“我下班再说啊，我在忙。”悦儿已经挂了电话。

我心说，我记得我只砍伤了一个医生啊，另一个医生怎么也在躺着？难道是受惊吓过度？有点矫情了吧。

这时，周律师又打电话来，我点接听，他道：“崔先生，帮你查了医院监控，你没在挂号处出现。”

“是的，我没有什么失忆症。我刚做检查了，我没有前列腺癌，是有人设局在陷害我。弄了一个假病历单，然后……”

我一五一十的将事情原委告诉周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