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王元庆抽了两包烟。

将空烟盒捏瘪之后，王元庆在身上摸了一番，又在办公桌上找了一阵，最终从烟灰缸里挑出了一根还剩下半截的烟头。点上抽了两口，王元庆的情绪平静了很多。

“烟抽多了没好处。”

吐出青烟，王元庆朝坐在对面的纪佑国看了过去。

几个小时下来，纪佑国除了偶尔喝两口茶之外，一直稳如泰山，王元庆不得不佩服纪佑国的定力。

“既然局势在你的掌控之中，就没有必要担心什么。”

“耳是

王元庆才开口，门被敲响了几下。

直守在外面的军情局特工推开门，在门边说道：“元、纪老，刘副局长十五分钟后到。”

“好的，我们十分钟后下楼。”纪佑国替王元庆做了回答。

特工点了点头，出去拉上了门。

王元庆立即站了起来，拿起丢在沙上的外套。

“急什么？”纪佑国看了王元庆一眼，说道，“这么多年了，你的这些缺点还是没有改掉。当初你也比较性急，特别是在面对重大事情的时候，总是耐不住。我以为，在广西工作五年，在中央工作九年，能让你改变很多，没想到，你还是没有改掉。”

“纪老，我”

“当大局者，必须做到处乱不惊、遇险不惧、临危不乱。”纪估国叹了口气，说道，“不过，你已经比以往好多了，至少懂得如何处理国内矛盾。”

王元庆苦笑了一下，在纪佑国面前，他觉得自己矮了一截。

“听说，你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

“证据是有，只是还不充分。”王元庆灭掉了烟屁股。“李存勋亲自审讯了索祥隆，拿到了叛乱份子名单。按照计戈”将在行动中掌握更确凿的证据。军情局做了全面部署，随后还会对涉嫌人员进行审讯。”

纪结国沉思一阵，说道：“听说，你在此之前拒绝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逮捕叛乱份子？”

王元庆点了点头，没有回避这个问题。

“如果我没猜错，你是不想破坏由你亲手建立起来的法制体系。”纪估国猜得很准，看了王元庆一眼，说道，“这么做无可厚非，但是你想没想过，处理国家大事与法制工作根本不沾边。换句话说，如果某个国家计划动针对共和国的战争，你会不会在掌握了确凿证据之后再做出战略反击的决定？”

“这是国内叛乱，不是对外战争。”

“结果却一拜

“结果不一样。”王元庆回答得非常果断，“国内叛乱，我们要将枪口对准自己人，虽然在很大的程度上，叛国集团不是自己人，但是要将叛国份子绳之以法，杜绝再次生同样的事情，必须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对外战争是国家之间的斗争。而国家间斗争本来就没有法理可依，靠的是国家实力。如果哪个国家对共和国构成了威胁，或者已经危害了共和国的安全与利益，即便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们也有理由将其打垮！”

纪结国微微皱了下眉头。

“纪老，我不是说你说得不对，我只是认为不应该擅用人民赋予我们的权力。”王元庆叹了口气，说道，“在广西工作五年，我的最大感触就是，民众已经对政府的改革行动失去信心，甚至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当时我也不明白，但是在我到广西各地考察后就明白了民众的想法。不可否认，改革让我们走上了强国之路，可是在政治体制不改的情况下，改革只能让少部分当权者与掌握了社会资源的人从中获益，民众得到的只是残羹剩饭，有的时候甚至沦落为改革的牺牲对象。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改革不但要强国，还要富民。如果当改革违背了这个目的，那么是改革的错了，还是其他方面出了问题？”

纪结国的神色变得更加凝重了。

“虽然我不敢断言我的做法是对的，但是我相信，必须改变现状，才能使改革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王元庆看了纪佑国一眼，说道，“回到中央，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要达到改革的目的。除了推动经济展，更得完善社会制度，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改革的好处，让更多的人支持改革。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分配制度，让社会资源的分配变得更加合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让民众获得制订社会游戏规则的权力。社会游戏规则就是法律，只有当法律成为所有人的行为准则，才能得到所有人的尊重。而要让民众参与法律的制订工作，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我们的政治制度，让民众有更多的机会表政治见解，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

纪结国微微点了点头，这套思路他也非常熟悉。

“当然，我不否认世界本身的不公平性，不可能建立记斤沁户的社王示庆端权茶杯，贪婪喝了几口，说二：兮平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我认为最重要的公平是机会上的公平，不是待遇上公平。决定机会公平的主要因素不是经济权利，而是政治权利。推行政治改革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强化法律的约束能力，二是调整政治权力结构。为了前者，作为当权者，我们必须遵守法律、维护法律。如果连当权者都把法律当作儿戏，还能指望其他人遵守与尊重法律吗？为了后者，我们必须限制政府的权力，甚至录夺政府的权力，让民众成为拥有政治权利的公民，而不是被统治的对象。当然，这涉及到国家性质这斤。根本问题。在我看来，随着社会展进步，国家作为“统治阶级暴力工具，的性质正在淡化，作为“公民权利平台，的色彩逐渐强化。也就是说，国家是由特定人群、在特定时期、为了共同目的建立的具有强制约束力的特殊社会体制。国家的基本职能不是代表某一部分人去统治、镇压另外一部分人，而是让组成国家的所有人都有参与制订游戏规则、表意见、申明主张、获取利益的权利与机会。在此情况下，政府只是代替组成国家的公民行使管理国家、维护社会、抵抗外敌的行政机构，而不是凌驾于民众头顶上的权力机构。只有让公民获得国家的权力，才能对政府的权力形成制约，也才能够让政府由统治者变成服务者。为此，我选择了从基层改革的路线。我也知道，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愿，而是历任领导人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