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乃是清末民初的第一巨笔，文采盖世，文章一处，震动朝野，喜欢者，爱不释手，日夜析读；厌恶者，破口大骂，辱及家人三代，言其忘祖宗之根本。

紧随其后的是谭嗣同在长沙《时务报》上，亦是刊载维新通议。

“仁”从二从人，相偶之义也。“元”从二从儿，“儿”古人字，是亦“仁”也。“无”，许说通“元”为“无”，是“无”亦从二从人，亦“仁”也。故言仁者不可知元，而功用可极于“无”。能为仁之元神于〈无〉者有三：曰佛，曰孔，曰耶。佛能统孔、耶，而孔与耶仁同，所以仁不同。能调〈变〉联融于孔与耶之间，则曰墨。周秦学者必曰孔、墨，孔、墨诚仁之一宗也。惟其尚俭非乐，似未足进于大同。然既标兼爱之旨，则其病亦自足相消，篕兼爱则人我如一，初非如世之专以尚俭非乐苦也。故墨尚俭非乐，自足与其兼爱相消，犹天元代数之以正负相消，无所于爱焉。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在汉有党锢，在宋有永嘉，略得其一体；一曰“格致“，吾所谓学也在秦有《吕览》，在汉有《淮南》，各识其偏端。仁而学，学而仁，今之士其勿为高远哉！盖即墨之两派，以近合孔、耶，远探佛法，亦云汰矣。吾自少至壮，偏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濒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苀〉，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

……

凡诵吾书，皆可于斯二语领之矣。所惧智悲未圆，语多有漏。每思一义，理奥例赜，坋涌奔腾，际笔来会，急不暇择，修词易刺，止期直达所见，文词亦自不‘欲’求工。况少有神悟，又决非此世间之语言文字所能曲达，乃至非此世间之脑气心思所能径至。此古之达人，悼夫词害意，意害志，所以宁终默尔也。庄不云乎，千世而一遇大圣人，知其解者犹旦暮也。夫既巳着为篇章，即堕粗迹，而知解不易，犹至如此。何哉？良以一切格致新理，悉未萌芽，益复无由唔入，是以若彼其难焉。今则新学竞兴，民智渐辟，吾知地球之运，自苦向甘，再惭吾书未餍观听，则将来之知解为谁，或有无‘洞’抉幽隐之人，非所敢患矣。

谭嗣同在文中提出，圣人言格物致知，如今华夏偏重八股，不通格致之学，只知权谋之术，不通治世之才，长此以往，华夏宁有存乎？想要维新变法，必须引入西方的科技、教育，培养新一代的人才，如今国内暮气沉沉，实在没有全新气象，不变法，毋宁死。

同时，康有为与杨锐也纷纷在强国时报与奉天时报上属文，鼓吹变法，一时间大清朝野，风云变幻。

在报纸开办起来的同时，强国会、时务学堂，奉天大学等机构里的维新之风也是越刮越猛，梁启超、康有为、林旭以及谭嗣同皆是一代大儒，学贯中西，仅仅数日的时间，已经聚集了数以千计的年轻学子，每日里讨论国事，研习西方的科技与制度，影响力越来越大。

谁也没有料想到，这股变法的动议到底是怎么刮起来的，鼓吹洋务者，认为自己终于又了并肩携手的同伴，人心振奋，顽固守旧者，则是人心惶惶，暗地里咬牙切齿。

即便是朝廷之上，也是议论纷纷，难有定论。以翁同龢、李鸿章为首的大臣们纷纷要求朝廷变革，多向列强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大清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境地了。而以李鸿藻、刚毅为首的守旧派则是破口大骂，要求朝廷将这群人全部羁押查办，以儆效尤，不然大清朝野非‘乱’成一锅粥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