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之前（公元前363年），楚宣王乘秦、魏激战之机，沿汉水西上，入褒汉之地。

今年再次进入褒汉之地，楚国的目的当然是完全把蜀巴的喉咙管扼在自己手中。

当时的巴蜀高层，也许看不到汉中地区之于天下大局的重要战略意义，但他们均相当明白这一地区对自己的绝对重要性。

巴蜀两国，就像一栋木房子住着的两个有仇的邻居，巴不多对方早点死，可是，一旦其中一家真着了大火，另一家绝对不会袖手旁观，更不会高兴地叫“烧得好”。

有了上年暗中与巴国媾和，帮助巴人实现了丹涪水水战大捷（乌江大捷）的前事，蜀国很自然、也很体面向老邻居、老仇人巴国求援。

巴国朝堂经过热列争论，主张援蜀的意见很快占了上风，不过，也趁火打劫，像蜀国人上年敲诈巴国人一样，敲诈了一个蜀国的承诺之后，由巴国世子巴东安父子率江州虎贲军及巴国西部、北部各部族地方武装组成的一支大军援蜀，或者说抗楚。

正当楚、蜀、巴三国，大战大即，驻守在巴国旧都枳的八公子巴远安以为可以喘一口气之时，得到江洲来的密信：楚军集结兵力，将再出共滩、郁城；同时还有一路指向夜郎、鳖国方向。

原来，楚军巴东南占领区的最高指挥官屈容，曾奉命回都城商讨楚国兵进汉中的军事问题。在这次朝会上，屈容主张同时向巴国用兵，吞噬丹涪水下游的全部巴国领土。经过争论，楚王同意了屈容的意见，但前提是利用屈容手中的现有兵力，不另外增兵。屈容明白，自己的兵力已经是对手巴远安的成倍，为此自愿立下了军令状——屈容当然明白，真正干起来了，君王怎么会不管自己呢？

这个由巴国暗探打听来的消息，在到达巴远安手中之前，先已经到了巴国主的手上。

此时，世子巴东安父子不在都城，上将军巴无疾也因为多年征战的身体原因，于上年末辞去了军职，由世子巴东安领全国最高军衔，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病体缠身、精疲力竭、手长衣袖短的巴国主下旨由巴远安全权处置巴国东南战事。

巴远安非常清楚，君父让自己全权处置，实质上就是说江州及其周边的大量军队，已经开赴褒汉战场，你巴远安不可能得到增援，至少短期内不可能，一切都只能靠你自己手上现有的兵力。

巴远安请在枳都的众将紧急到府中议事。

议事开始，争议也就开始。

中卿郑桓等认为，楚军又在巴东南地区用兵，是为了策应当前的褒汉战场，使巴国不能全力协同蜀国，如此则不仅楚军更易得手，而且还可能招致蜀国对巴国的不满，本就脆弱的巴蜀“战时夫妻”就会彻底分手。也就是楚军在巴东南这一路的行动，估计是“虚”，但也不可不预作准备。

山师主将鄂卓等持相反的意见，认为楚国人上年大败，憋了一口恶气，就是要再次决战丹涪水。

其他人，有的站在这边，有的站在那边，有的莫衷一是，争论到最后，大多倾向于必有一战。

巴远安见新提拔的高级助手樊举一直没有言，示意他说说看法。

樊举道：“楚国实力，远比巴蜀两国加起来还要强大，同时对巴蜀动手，属于楚国的国力、兵力允许范围之内，不足为怪。

“就算楚将屈容手上的兵力，对丹涪水的现有我军兵力，不需要什么巧取，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豪强霸占，也是能够做到的。

“既是豪夺，讲理是没有用的，退让是没有用的，割地讲和更是无休无止的，只有以武对武。可是，诸位都心知肚明，能够做到哪一步，只有天晓得。”

时间就是胜利，而军队集结，需要时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论楚将屈容此次，是楚国的实招还是虚招，乌江巴人都必须集结，以应对局势，否则如果等到狼真的来了，就会措手不及，八公子巴远安认定了这一点，止了众人的争论，果断下达了第一道命令：所属各部，向丹涪水盘湖口（今江口一带）集结。

众将辞去，分头准备。

巴远安令人暗中留下卿郑桓、高组助手樊举、高级文官驰名。

巴远安道：“留下三位，是因公父还带来一个口谕，不知作何理解。”

郑桓半信半疑道：“什么口谕？”

“公父说：必要时，可采取任何措施，以确保枳都无事。确保枳都，自不必说了，采取任何措施，是什么意思？”巴远安面有难色道。

郑桓、樊举、驰名皆不言，这三人都感觉巴远安应当是明白了的，但不想自己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