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2日，因为认为疫情不严重，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和世界冠军巴西足球队的友谊赛正常进行，双方战成0:0，现场球迷爆满，超过5万人。

2月14日媒体报道非典型肺炎疫情影响不大，广州市旅游市场淡季不淡。

原定2月18日在天河体育场的“2003罗大佑广州演唱会”也没有推迟，演出制作、排练等一切计划都没有变。

2003年2月14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已经组织有关专家对从广东省现场采回的标本鉴定。

称截至当日当地已连续五天无新病例出现，广东省报告病例总数仍然是305例。

2月21日，染病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孙逸仙纪念医院）退休教授刘剑伦来港出席亲属的婚礼，并入住香港京华国际酒店911号房，并且将疾病传染给另外七名旅客。

刘剑伦其后于2月22日往广华医院急症室求诊并在3月4日不治去世。

2月下旬，一名常驻上海的美国商人在途经香港到达越南河内后确认染病。

之后河内当地医院的多名医疗人员也受感染。

该病人之后又回到香港接受治疗，但是依然于3月14日去世。

常驻河内的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卡尔娄·武尔班尼首先向WHO通报了当地医疗人员的病情，并将该病命名为SARS。

这名医生之后也于3月29日因该疾病去世。

3月5日，出席人大广东省代表提出议案，指出传染病预警治疗方面在不影响中国安全的前提下考虑寻求国际援助。

3月6日，北京接报第一例输入性非典病例。

3月10日，香港最大的两家电视机构———无线和亚视，同时播报一条消息：位于沙田的威尔斯亲王医院透露，在过去的几天内，有10多名医护人员出现发烧及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并发现该病具有传染性。

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出了全球警告，然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行了另一个健康警告。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隔离治疗疑似病例，并且成立了一个医护人员的网络来协助研究SARS疫情。

该网络包括了一个安全网站来进行X光片研究以及国际电话会议。

3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该病命名为SARS。

从广东肇始的非典病毒在北京得到最大规模的传播，中国政府举全省之力打赢了一场抗击非典的“人民战争”。

不论是惩办不作为的政府高官，还是力推政府信息公开，都让世人对当时新一届中央政府报以好评。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而后我们该从非典一役中学到什么？

政府信息化公开仍需推进。

2003年春节刚过，广州市就已经出现了市民抢购白醋、板蓝根的恐慌，但官方并没有任何权威的相关信息发布，甚至广州市媒体接到通知，要求严格遵守新闻纪律，不得擅自对“非典型肺炎”进行报道。

直到2月11日，在疫情已出现近3个月后，广州市政府和广东省卫生厅才分别召开新闻发布会，并解释说疫情已经得到控制。

遗憾的是疫情的相关资料，如传染性、临床特征、治疗手段等却并未广泛告知。

无知的结果是无畏，中国其他地区没有采取什么针对性措施，于是非典开始走出广东省，并在北京集中爆发。

甚至到了4月3日，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在新闻发布会上仍声称“中国是安全的”。

非典事件充分体现了信息公开制度在政府体制中的缺失。

公民知情权不容侵犯，面对重大灾难时，传统的处置方式已经显得格外落后。

2007年1月，中国政府审理通过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并于2008年5月1日正式实施。

随即，各级政府与各政府部门也相继通过了配套方案。

“5·12”汶川大地震时，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发布了相关信息，而且媒体也得到了全所未有的报道机会，而在同样惨烈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甚至都不允许记者前往报道，少数能够进入灾区的记者也都是被精挑细选的。

非典事件大大推进了中国政府信息公开进程，但在此之后仍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事件发生：多个地区相继发生人感染禽流感、“手足口病”疫情，但据被新华社揭露，安徽、河南等地仍有不少地方重演了“欺上瞒下”的老套路。

这个老套路，究其原因，不过是害怕承担责任，不能勇于任事；企图捂盖子、蒙混过关。

公民社会的培育。

2003年的北京春天，一场“非典大逃亡”正在这个城市上演，离开，成了很多人的选择。

在这当中，外地人占了绝大多数，耐人寻味的是，疫情同样严重的广东并没出现类似情况。

学者许纪霖撰文指出，“北京这次的悲剧就在这里，北京的人口流动性非常高，许多老北京人都对北京缺乏认同感，更别说这么多外来人口了，这次逃离北京的大多是学生和民工。北京对于他们而言仅仅是一个赚钱和拿文凭的场所，他们和北京的关系是很脆弱的，社会上也没有宗教、道德、文化或地域性亚社群让他们留恋。人之所以感到恐惧往往是背后缺乏社群的支持，让他感到孤独，无以面对突如其来的恐怖，剩下一条路，只有逃亡了。纷纷逃到自己的老家，因为在老家，还有他们所依赖的社群：家庭、家族、邻里等等。”

户口制度是让人们不愿意留在北京的另一个理由，面对陌生而巨大的城市，人的自发恐慌正是卫生防疫的挑战。

北京，因其所赐予的机遇和魅力成为中国精英和打工者向往之地，但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吸引终究不是建立信任感的良策。

被社会寄予厚望的大学生群体选择逃亡，已说明社会缺失一种共识，一种建立在公民社会基础上的健全的社会认同感。

令人难过的是，当这些逃难者离开北京时，他们面对的是外地封锁公路和厌恶的白眼。

来自同胞的感情隔断让这个社会的疏离感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