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开路先锋

2015-08-29 作者： 陶纯

第三章开路先锋

7中国的导弹火箭事业，迈出了重要一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钱学森用了差不多半个多月的时间，认真琢磨书面报告。1956年2月17日，几经修改之后，他终于写出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当时为保密起见，用“国防航空工业”这个词来代表火箭、导弹和后来的航天事业）。钱学森的意见书，提出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某些具体措施，同时还开列了一批可以调来参与这一事业的21名高级专家名单，其中包括任新民、罗沛霖、梁守、庄逢甘、林津、胡海昌等，后来这些人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开路先锋。

这是一份重要的意见书，是我国导弹研究开端的重要步骤之一。自此，中国的导弹研制工作，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

仅仅四天之后，周恩来就亲自审阅了这份意见书，并送给毛泽东审阅。这期间，钱学森的意见书和原子能的问题一起，多次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以及军委的会议上研究讨论。

3月14日上午，在总参谋部办公大楼的首长会议厅里，周恩来亲自主持了一次极不寻常的军委扩大会议。与会的将帅们人手一份《意见书》。众人落座后，周恩来宣布会议的中心内容：“今天军委扩大会议的议题，就是请钱学森同志谈谈发展我国导弹技术的设想和规划。”

坐在会议桌一端的钱学森，穿一套崭新的中山装。自从回国后，他就脱掉了西装，穿起了中山装。望着佩戴着金色肩章的元帅和大将们，钱学森有些激动，也有些紧张。但他很快平静下来，他从座位上站起来，推开精心准备的汇报提纲，仿佛回到加州理工学院的课堂上，沉稳地从历史讲到现实，从军事扩展到国家的综合实力，以大科学家的远见，深入浅出地讲解中国导弹事业发展的希望和未来。

讲到后来，元帅们忍不住插起话来。

聂荣臻说：“学森同志，你这个意见书中说，我们发展导弹有自己的优势，这个优势在哪里，你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呀？”

钱学森说：“这个优势是和其他武器比出来的。仅以航空武器为例，一代战斗机的研制周期，发达国家大约是十年，形成武器，装备到部队，没有十五年不行。我国工业基础薄弱，能设计，却不能生产，有能力制造，各种特殊材料，大量的仪器仪表、电子元器件以及相配套的雷达等等也难以保证，即使这一些都能解决，以我国目前的经济实力，大批量生产也不现实。”

众人纷纷点头。

周恩来说：“这是客观现实，非一朝一夕能够改变呀。”

钱学森继续道：“而导弹的难点在于关键技术的突破。”

陈毅说：“我明白了，你说的优势在这里脑壳。”

钱学森点头道：“尤其中国人的数学天赋，在导弹研制中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一点苏联人就是最好的证明。”

众人再次纷纷点头。

钱学森又说：“飞机有人驾驶，而且要反复使用，各个部件都必须过关，才能确保安全，导弹就不同了，导弹是自动寻找目标，而且是一次性使用，即使我们工业落后，不能确保每个部件都是最好的，但根据系统工程的原理，把这些很一般的部件组合起来，一样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与会者频频点头。

钱学森继续说：“导弹的投入主要集中在科研、试验上，一旦研制成功，国家再穷，生产一部分应该不是问题。即使从战争角度看，导弹不仅对地面，也可以对空中、海上来犯之敌进行有效打击，在目前我国空、海军还很弱的情况下，选择从导弹上突破，不失为一条捷径。”

彭德怀说：“很好，这和我们过去打仗一样，以我为主，扬长避短，不和敌人硬碰硬，攻其一点，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看这一点应该成为我们今后发展武器的方针。”

贺龙说：“导弹快搞，飞机该搞也得搞，两者并不矛盾嘛。”

钱学森说：“贺老总说的是，导弹不仅不会影响飞机，一系列技术上的突破，反而会带动飞机的发展。”

聂荣臻说：“导弹牢靠了，将来的航天就有基础了。”

周恩来说：“更现实的问题是，我们的飞机不行，就算有了原子弹，那也是有弹无枪呀，所以导弹要快，要走在前面！”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时间过得飞快。钱学森的构想，赢得了全体与会者的支持。

会议最后决定，由周恩来、聂荣臻、钱学森等人负责筹备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

4月13日，国务院正式决定成立这个秘密部门航空工业委员会，直属国防部。聂荣臻为主任，黄克诚、赵尔陆为副主任，刘亚楼、钱学森、李强等被任命为委员。所谓航空工业，主要是指飞机、火箭和导弹的生产。“航委”就是后来的国防科委、总装备部的前身。

中国的导弹火箭事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散会的时候，周恩来特意把聂荣臻元帅拉到一边，交待说：“学森同志是爱国的，他是科学家的一个榜样，要好好对待他，要在政治上关心他，生活上照顾他，安全上保护他。”

在后来的岁月里，聂荣臻一直牢记周恩来的话。

应当说，正是钱学森的归来，为中国导弹火箭事业带来了信心，促使中央下决心行动。正像国内外有识之士后来所评价的那样，钱学森不回来，中国也会搞导弹，但行动不会那么快，效果也不会那么好。

8国家最大的事和导弹相比，原子弹由于更为复杂，花费更多，尤其是谁也拿不准什么时候研制成功，因此，起初的工作，主要是“务虚”，实际工作进展比较缓慢，机构迟迟没能建立起来。

彭德怀是个急脾气，尤其是朝鲜战场上一幕幕惨烈的景象令他永远无法忘记，因此他比谁都着急。

还有一件事情让彭德怀一直耿耿于怀。1955年5月，他去东柏林、华沙访问，归国途中经过莫斯科，赫鲁晓夫接见他时，可能一时冲动，主动提出，彭德怀一行可以参观他们刚下水的核动力潜艇，遂安排彭德怀等人去列宁格勒访问波罗的海舰队。彭德怀在旗舰上检阅了仪仗队，受到隆重接待，舰队司令满口答应第二天去参观核潜艇。可是，第二天，却又告诉彭德怀：“潜艇已出海。”彭德怀虽然有些气愤，但想到这事不是舰队司令所能决定的，便忍住了。

经过交涉，苏联方面又改口说，可以到黑海舰队的塞瓦斯托波尔去看另一艘核潜艇。到了后，却又说：“黑海舰队没装备核潜艇。”

这件事深深刺激了彭德怀，也使他更坚定了发展我国核武器的信念。

最初，在中央上层，在军队上层，对研制原子弹一事，并不是一点反对意见没有，事实上，整个“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反对的声音都是有的，有时矛盾还相当尖锐。反对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费钱，国家拿不出这么多的钱；二是技术太复杂，很有可能花了大把的钱，什么事都没办成，竹篮打水一场空。

毛泽东亲切会见钱学森1956年2月下旬到3月上旬，为向军委扩大会议作战略方针的报告，彭德怀多次找聂荣臻等军委领导商谈，力主开展导弹和核武器研究。3月6日，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其中专题讲了“我们必须积极着手研究我国能不能生产新式武器(如核子武器、导弹和新式武器等)的设计制造问题”，建议在国务院或国防部直接领导下积极筹建航空和导弹的研究机构，并准备筹划核子武器研究机构。这个报告经过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同意，又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批准。这是最早落实到文字上的关于在中国研制导弹和核武器的正式文件。

关键时刻，毛泽东又一次站了出来。4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将来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接着，他风趣地说：“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有了钱才能搞核武器；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希望在座的元帅将军们开会研究一下，希望军委开会讨论一下。”

还有一次，毛泽东在会议上说：“有人问我造飞机、造大炮、搞原子弹、搞导弹的钱从哪里来，我告诉他在这里……”

毛泽东出人意料地突然站起来，拍着腰际的口袋：“钱在这里，但不是口袋，是裤腰带！”他的意思是勒紧腰带过苦日子，省出钱来搞尖端武器。

1956年春天，在中央的部署下，周恩来、聂荣臻亲自领导制定了后来影响广泛的12年科学规划，全国各行业的六百多名顶尖科学家，集中3个月的时间，拿出了《1956195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规划中列出了12个重点，包括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喷气技术。“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这一大项，其实主要就是原子弹的研制；“喷气技术”这一大项，主要包括飞机、导弹火箭的研制，只是出于保密的原因，没有直接开列出来。

有一个小插曲是，钱三强从苏联访问回来，看到《中国科学院落实12年规划四项紧急措施》中竟然没有原子能项目，十分不满，急忙来找副院长张劲夫，气乎乎地说：“张副院长，我对你意见！”

张劲夫问明情况后，小声对他说：“三强啊，你知道原子弹是毛主席亲自决策亲自管的事，国家最大的事啊，怎么能随便拿出来让人知道？这个事要秘密地搞，我们列的这四项紧急措施都是为原子弹服务的，明白吧？”钱三强一听，笑了，说我明白了，明白了。说罢，高高兴兴走了。

至此，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

当时，中国的铀矿才刚刚勘探，世界上还没有洲际导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不等条件完全具备就果断提出发展原子弹、导弹的战略决策，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强国梦想描绘了一张宏伟壮丽的蓝图。

9都有一颗中国心钱学森回国不久，在美国，又有三位杰出的科学家加入了回国的行列。他们的回国之路，也很不顺利。

美国康奈尔大学航空工业研究生院，一天，课余时间，教室外聚集了许多学生，一些路过此地的教授也加入到了围观的学生们中间。中间的空地上立着一个垃圾筒，一位瘦高的中国男人从地上的书堆里拿起一本，撕开后丢进垃圾箱内燃烧的火焰中。学生们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

他叫郭永怀，是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康奈尔大学教授，他也曾是冯?卡门的学生，算是钱学森的师弟。他跟冯?卡门读博士的时候，自选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课题“跨声速流动的不连续解”作博士论文，冯?卡门都认为这是一个最难的课题，郭永怀居然顺利攻下来了，拿到博士学位后，他也成了美国有关部门跟踪的对象，就像钱学森一样，也被禁止离开美国，并长期受到监视。为了能顺利回国，他则采取了另一种抗争的方式。为了表明回国的决心，郭永怀公开烧掉了自己的几千册藏书，大量的研究笔记和授课讲义。

一本书烧完了，郭永怀又捡起一本，撕开，投入火堆。

上课铃响起，郭永怀准时踏入教室。拿起一支粉笔，只几笔便在黑板上画出一架漂亮的飞机，然后在黑板的另一侧写出一连串的公式。写完了，粉笔刚好也完了。郭永怀转过身的同时，也不看，手指轻轻一弹，粉笔头飞出去，准确地落入墙角的纸篓里。

郭永怀说：“现在开始讲课……”

一位女同学突然道：“郭教授，我能问个问题吗？”

郭永怀说：“请讲。”

女学生说：“你为什么要烧掉你的书？”

郭永怀说：“这不是课堂上该问的问题，不过我愿意回答你为了回国。”

女学生说：“书可以带走，也可以送人，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要烧呢？”

郭永怀说：“书里面也许有美国国家机密，带走、送人都是间谍行为。”

学生中有人笑了，郭永怀也轻轻笑了。

女学生又问：“你为什么去中国呢？通道美国不好吗？”

郭永怀纠正道：“不是去，是回。我回我的祖国，难道不好吗？”

教室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学生们也许这才理解了他们的老师，一个文质彬彬的中国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这期间，台湾方面派出的人几次“拜访”他，希望他能到台湾去，条件自然无比优厚。他坚决地回绝了。

1956年春天，郭永怀终于回到了祖国。

郭永怀酷爱音乐，喜欢集邮和摄影。回国时，他和妻子李佩除了随身的衣物之外，从美国带回来的全部家当都在三只木箱里，里面有一千多张唱片，三本集邮册和一架照相机。后来郭永怀投入原子弹研制，夜以继日，他的业余爱好全都放弃了，无奈之下，唱片送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三大本珍贵的集邮册送给了国家邮政部门，只留下了一架照相机作为纪念。

和郭永怀采取的办法不同，著名核物理学家张文裕、王承书夫妇却是用另一种方式踏上了回国之路。张文裕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博士，毕业后到美国密执安大学担任物理学教授，他的妻子王承书是在密执安大学读的物理学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两口子一心想回国，又不想把自己辛辛苦苦攒下来的书籍、资料丢掉，他们想带回祖国去，以便将来之用。但如果装箱去办托运，美国移民局会扣押不说，也许还会给他们戴上一顶间谍的帽子，为了不找麻烦，两口子就想了个办法，每逢夜深人静之时，儿子睡了之后，他们就开始整理书籍、资料、讲课笔记，按照投递标准每六磅一包，打成小包裹。白天，由王承书出面，分别从几个邮局，将包裹寄到北京的姐姐家，以及香港的朋友家，以便能逃脱检查。

就这样断断续续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将三百多个包裹寄走了。这近两千磅的书籍资料，都是非常宝贵的，饱含着两位爱国科学家的赤诚之心。

他们的回国申请过了一年才有音讯，令人气愤的是，移民局说，他们两口子可以回中国，但他们的儿子是美国国籍，美国政府不能给一个美国公民发放到赤色中国的通行证！

张文裕王承书愤怒不已，他们表示：儿子的护照宁可不要了，也要把儿子带回中国。

在与中国关系较好的印度使馆的帮助下，他们一家才终于拿到回国的签证。由于回国心切，家里的两部小汽车、电视机、电冰箱，还有不少家具，来不及卖，只好送了人。

正是由于有了像钱学森、钱三强、郭永怀、王承书这样的爱国知识分子，新中国的科技事业才奇迹般地迎头赶了上来。后来人们统计过，早期参与中国“两弹一星”的著名科学家，绝大多数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回国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美国，他们大都是冲破重重阻力，才踏上回国征程的。不说他们后来的历史功绩，单是他们放弃优厚条件，甘愿回国效力这一壮举，就值得大书特书。

10聂荣臻挂帅聂荣臻元帅受命领导全国科技工作和研制“两弹”的任务以后，他反复考虑，认为首先是要组建机构和组织队伍，这是科学研究方面奠基性的工作，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邓小平曾代毙央找聂荣臻谈过一次话，征求他对工作安排的意见，聂荣臻选择了主抓科技工作。聂荣臻性格儒雅，很小的时候，他就有科技强国的夙愿。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前进，并且要赶上和超过我们的对手，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唯一出路，否则我们就将永远被人欺负。我当时是怀着这样一种紧迫感，决心抓好这项工作的。”

不久前刚刚成立的由聂荣臻担任主任的航委，这时候实际上是个空架子，下面连一个兵也没有。聂荣臻主张先建研究机构，再建领导机构。他把自己在总参代理总参谋长时的得力助手、总参办公室主任安东调过来，担任航委的秘书长。安东和聂荣臻办公室主任范济生等人一起，担负起航委的日常工作。

1956年5月10日，聂荣臻向国务院、中央军委提交了《关于建立中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的报告。他在这份报告中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陆、海、空军都已经逐步采用各种导弹作为制式装备，并且还在大力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由于喷气技术、流体力学、无线电定位、电子计算机等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可以看出，各种导弹作为军队武器装备有很广阔的前景。为适应中国国防现代化的需要，必须立即开始导弹的研制与培养干部的工作……为此，建议在航委下面设立导弹管理局；建立导弹研究院（对外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简称五院），以钱学森为院长，尽快开展导弹的研制工作。

半个月后，周恩来亲自主持有彭德怀等参加的第71次军委会议，专题研究了聂荣臻提出的报告。周总理在会上作了重要指示：导弹的研究方针是先突破一点，不能等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才开始研究和生产；研究导弹所需要的专家和行政干部，同意从工业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军队中抽调；要说服更多的人，为研制导弹出力；军队更要起模范作用，要人要钱，首先拿出来。

会议同意聂荣臻提出的所有方案，这让他深受鼓舞，立即着手布置工作。聂荣臻吩咐安东，尽快去找总后勤部、空军、北京军区的领导人商量，为导弹研究院寻找院址，以便开展工作。他嘱咐：“你要向这些单位的领导人详细说明导弹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以及中央和军委领导的决心，请各单位发扬风格，把可能提供的房子让出来。”

起初的工作应该说是很顺利的，安东带上范济生，两人去找总后勤部、空军、北京军区，仅仅几天下来，居然谈妥了。经过协商，位于北京西郊黄带子坟一带的解放军124疗养院、北京军区106疗养院、北京空军466医院，可以拨出全部或部分营房来，供导弹研究院使用。

黄带子坟一带尽管很荒凉，但毕竟有了这么一块地盘，可以供人开拓了。

光有这块地盘还不够，1956年11月，聂荣臻商请空军将南苑的飞机修理厂划归导弹研究院，作为导弹总装厂。1957年5月，聂荣臻同当时的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商定，将长辛店中联部停办的马列主义学院二分院的房舍，划拨给了导弹研究院。同时，导弹研究院副院长王诤设法将在北京永定路地区的某通信团营区划归五院。这样，南苑、永定路、长辛店三处地点，成为以后导弹研究院第一、第二、第三分院的所在地，成为导弹、火箭武器的重要研制基地。这三个基地建设的逐步完善和四项重点工程的陆续建成投入使用，对中国导弹火箭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经聂荣臻与总政商定，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批准，导弹研究院机构按兵团一级、分院按军一级行使职权。对外协作、联系工作等使用代号。他还提出，对待高级知识分子，只要不是***就应该使用；社会关系复杂些也不妨碍使用，必须贯彻“重在表现”的政策。

地盘找好了，领导班子人选也基本有了，最困难的，当属人才调集问题。当时，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开始，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都在加紧建设，科技人才极度匮乏，科学家、专家更是凤毛麟角，是每个单位的“心肝宝贝”，挖人家的，就等于割人家的肉。但是，搞国防尖端技术，又必须集中大批技术骨干力量，是个顶个的，不能滥竽充数。于是，问题就来了。

周恩来深知其中的难处，他指定聂荣臻亲自召集一个重要会议，下大力气抽调人才。1956年6月2日那天，聂荣臻邀请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副总参谋长兼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国防工业部部长赵尔陆、一机部部长黄敬、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副主任范长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教育部副部长黄松龄、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等国务院各部委领导33人开会，商量为导弹研究院选调科技骨干的问题。

本来，周恩来那天要到会讲话的，但会议即将开始时，毛泽东找他有事，他只能走了，临走前留下话：“中午给大家嘴上抹抹油。”周恩来的意思是，中午请与会人员吃顿饭。他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会议在“三座门”召开。聂荣臻首先讲了一下中国决心发展以“两弹”为主的尖端武器的计划。听说搞导弹、原子弹，大家都很兴奋，议论之声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