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接着说了这次会议的目的：发展尖端武器迫在眉睫，国际上的技术援助还没有落实，但中央下了决心要搞，当前急需的是各类人才，今天开会，主要是为即将成立的导弹研究院要人，请在座的各位大力支持，鼎力相助。

聂荣臻讲完后，会场顿时沉默了，半天没人吭声。有的面面相觑。有的闭目思索。有的盯着天花板，仿佛与自己无关。

聂荣臻耐心地期待着。

最终，还是那位有战略眼光的陈赓大将打破了沉默，他站起来，掷地有声地说：“我们哈军工给4个专家！”

陈赓的表态，令聂荣臻非常满意，他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他希望人们响应陈赓，站起来发言。但是没有，会议室又出现了一阵难堪的沉默。

后来有人念叨说：搞尖端武器是重要，可是，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太少。每年只给我们几个大学生。我们恨不得拿他们一个当三个用。老科学家是我们的老母鸡，大学生是未来的母鸡，我还指望他们给我下蛋呢……

会场上发出了一阵笑声。

聂荣臻虽然心里不快，但他没有流露出来，他也理解人家，国家百废待兴，各个部门建设任务都很重，谁都想把人才握在手里。他不能怪人家，他只是暗暗地希望，人们要有一种大局观念。在那个年代，什么是最重要的？“两弹”最重要！有了“两弹”，我们其他方面的建设就是慢一点，也没什么关系，有了这个，中国的腰杆子就硬了，外国人也不敢小瞧咱了！

显然，陈赓对说这些话的人的态度是相当不满的，他坐不住了，又站起来，说：“聂总，我们再给你两个！”

许多年后，聂荣臻提起陈赓，仍然是对他赞不绝口，说他是有眼光的人，没有本位主义，大局观念强。

也许是陈赓的态度影响到大家，会议室里不再有人笑，各个部委、科学院都表示，回去商量一下，尽力支持航委的工作，提供用人方便。还有的当场说出了几位科学家的名字，答应尽快放人。

陈赓说到做到，没多久，他把哈军工的顶梁柱任新民、屠守锷、梁守、庄逢甘等6人给送来了。但是，很多单位答应给的人，并没有到位。聂荣臻派人三番五次地催促，有的单位仍是迟迟不放人。

两个月过去了，眼看导弹研究院要成立了，人员仍是到不齐，已经内定担任院长的钱学森很不高兴，他气呼呼地找到聂荣臻，说：“导弹、火箭的事还搞不搞了？要搞，就应该赶快调人，不能再拖了。”

内心同样焦急的聂荣臻理解钱学森的心情，说：“学森，对不起，是我的工作没做好。我去找周总理想办法。”

聂荣臻找到周恩来，周恩来嘱咐聂荣臻，安排钱学森到北戴河休息几天，缓解一下他的压力。周恩来又对聂荣臻说：“需要哪些人，你提出名字，我批！”

就这样，有些专家就是通过行政手段，由聂荣臻写报告，周恩来亲笔批准后，硬生生调来的。

终于，蔡金涛、黄纬禄、吴朔平、姚桐彬等数十位专家和中级科技人员到了导弹研究院，同时还接收了当年分配的156名大学毕业生，他们是中国导弹、火箭事业的第一批骨干力量，是最早的“班底”。

为解决导弹研究院科技干部奇缺的困难，聂荣臻又建议在军事工程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学院、通信学院、邮电学院、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学府，设置有关导弹的专业。建议得到中央批准。这为日后苏联毁约，中国坚持自己的“两弹”研制工作，奠定了技术力量基础。

1956年10月8日，对中国导弹、火箭事业来说，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这天，在北京西郊原解放军第466医院简陋的食堂，聂荣臻面对台下坐着的大约两百多人，宣布：经过中央军委批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由钱学森任院长，领导大家从事火箭、导弹的研究工作。聂荣臻说：在座的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接着由新任院长钱学森讲话，他说：“这是一个宏伟的、具有远大前途的事业。投身这个事业是光荣的。大家既然下决心来干这一行，就要求大家终身献身于这个事业。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干我们这一行是出不了名的。所以大家还要甘当无名英雄。”

那天，除了这个小型的会议，没有再举行任何仪式，没有鲜花，没有彩旗，没有锣鼓，没有剪彩。到场的人们，只有一颗火热的心。

成立大会结束，紧接着由钱学森为新分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他一连讲了七堂课。他的课讲得通俗易懂，这些刚刚听说过导弹这个名词的大学生，他们所学专业与导弹毫无关系，正是由于钱学森的辅导，才使他们入了门。几十年后，当年听过钱学森讲课的人，仍然记得他讲课的情形，说：“没有钱老，就没有我们后来的成就。”

导弹研究院成立不久，聂荣臻将该院的工作方针归纳为：“我们对导弹的研究制造，应采取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的方针。”这一方针得到彭德怀、周恩来、毛泽东的批准。后来，这个方针实际上成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乃至整个科技事业的基本方针。

最初一切都是困难的，导弹研究院白手起家，没有实验室，没有科研设备，甚至没有住房，科研人员有的住在帐篷里，有的住在大食堂里。寒冷的冬天来到了，北风呼啸，滴水成冰，那个年月，人们肚子里缺乏高热量的食物，衣服保暖性也差，冬天的滋味最不好受。

聂荣臻住在有暖气的大房子里，身上舒服，心里却总不踏实，因为他牵挂着导弹研究院刚从各地来报到的那些科学家和大学生们。有一天，他叫上秘书，突然来到研究院，他先钻进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住的小屋或帐篷，看了看火炉，是不是管用，又摸摸床上铺的盖的，厚不厚，保不保暖。最后，他才来到会议室，和领导干部、主要科学家们见面。

主持会议的院领导说：“请聂帅给我们做指示。”

聂荣臻感慨地说：“我没有指示，只有一个心得。我是带兵打仗出来的，今天毛主席、党中央让我抓国防科研。我常常想，怎么抓啊？这个干部怎么当啊？后来我想明白一点了，就是，要老老实实地做好人民的勤务员。当干部，特别是当行政干部，干的工作就是勤务员工作。我聂荣臻有志于当个科学工作的勤务员，为科学家搞好科研工作的条件，搞好学习和生活条件。这就是党分配给我聂荣臻的工作，是否做得好，我不敢说。但是，我一定要认真去做，把这当作我终身的光荣任务。”

聂荣臻的话令在场的人，尤其是一些科学家深受感动。人们想不到，一个元帅，会说出这样的话。元帅亲口说自己愿意当勤务员，如果不是当面听说，谁也不敢相信。

聂荣臻突然话锋一转，语气沉重起来：“我今天来看了大家的住处，我这个勤务员没当好，在座的各位，勤务员也没当好，我们的科技人员，其中不少是中央千方百计帮我们从国外请回来的，从各个兄弟研究机构忍痛割爱调来的。可是，这么数九寒天，我们让这些宝贵的人才住帐篷，我不满意。我要告诉院领导们，如果冻坏一个人，你们得赔我！”

“冻坏一个人，你们得赔我！”时隔几十年后，著名火箭技术专家屠守锷仍然清楚地记得这句话。他说，有了这句话，大家伙一下子就不觉得冷了。

不久，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天清晨，导弹研究院二分院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刚刚起床，按照军队的习惯集合跑步。他们来到操场上，却发现，这天站在寒风中等待他们的，是一位佩戴少将军衔的军人。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大家都在猜测。这时，少将说话了：“请大家伸出手来。”

然后，少将像幼儿园的阿姨一样，挨个查看了两百多位科学家和技术干部的双手。最后，少将大声说：“同志们，我是航委秘书长安东。聂老总听说，你们不少同志夜里加班，又没有暖气，担心冻坏了手，一大早打电话让我来查看一下，他等我回去汇报呢。”

听到这里，不少人感动了，有些人眼里湿漉漉的。安东有些惭愧地说：“我刚才看过，确实有同志冻伤了。我们工作没做好。这个问题我马上汇报，会很快解决。”

任新民也经历过一件他始终忘不掉的小事，他回忆说：“有个冬天，我的手冻了。我听政委说，聂老总对我们政委讲，任新民手冻了，你们怎么也不注意这个事。我听了以后，非常感动。我感动的是，一位元帅，这样的小事都挂在心上，你还能说什么呢？”

房子暂时盖不起来，暖气暂时供不上，院里就发动所有的后勤人员，挨家挨户送劈柴、焦煤，把炉子生上，保证一定的温度，不至于冻伤科研人员的手脚。经过上上下下的努力，1959年寒冬来临之前，导弹研究院的所有科研人员，都住上了带暖气的房子。

11如此，大事可成矣按照中苏达成的援建中国“一堆一器”的协议，苏联方面很快就落实了。反应堆是7000千瓦的重水实验堆，加速器是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应该说，这对中国的核科学研究是一次很大的推动。

核武器与核反应堆的科学原理是一致的，从某种角度讲，反应堆是不爆炸的原子弹，它和原子弹的区别主要是，它可以控制能量，让它缓慢地释放，以产生动力。

反应堆和加速器工程动工安装前，副总理李富春指示：为了保密，要靠近山区，尽量少占良田，如果交通不便，可以修铁路。经刘杰、钱三强等领导和专家的实地勘察，最后选定将北京房山的坨里，作为安装地点，这儿是一片开阔的荒滩，平时很少有人光顾。从此以后，钱三强担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就扎根到了这儿，不久，改名为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

核燃料有两种，一种是从原子堆里提取钚239，一种是从铀矿石提取和经过浓缩，拿到铀235。前者比后者相对容易得多。中南海最初作出中国发展原子能的决策时，事实上并不知道中国到底有多少铀矿，能不能开采。苏联专家向中国建议，如果中国真要搞原子弹，以中国的力量，拿出铀235基本不可能，他们主张用钚239就可以了。

在那种情况下，一心想早点搞成原子弹的中国最高决策层，也倾向于用钚239。苏联援助的“一堆一器”也是按这条路子走的。

建立原子能工业，工作千头万绪，必须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组织实施。苏联在苏联部长会议里面，下设原子能利用总局，对外公开称中型机械制造工业部。周恩来征求薄一波、张劲夫、刘杰等人的意见，打算成立一个实体的原子能工业部，但公安部门的意见是，直接用原子能这个名称不利于保密。周恩来于是决定，并经毛泽东和中央批准，改称第三机械工业部，不久又改称第二机械工业部，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二机部。

1956年初，毛泽东分头召集国务院所属34个部委的主要领导谈话，听取汇报，搞调查研究。谈话间，毛泽东说到地质工作的重要性，对周恩来说，要加强地质部的工作，因为地质部正在组织数万人找铀矿，需要加强他们的工作。毛泽东又说，最好从军队调出一个人来，调一个中央委员，或者候补委员，加强地质战线，给李四光当副手，协助李四光。

周恩来把毛泽东的意思讲给了宋任穷。当时宋任穷是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上将军衔，部长是罗荣桓元帅，总干部部的日常工作由宋任穷负责。

宋任穷考虑了一阵，就对周恩来总理说：“那就让我去吧。”

周恩来一愣：“你为什么想来？”

宋任穷找了个理由：“不是刚授军衔嘛，我对穿那一善服不习惯。”

周恩来说：“你能出来吗？”

宋任穷说：“总干部部有人。”他的意思是说，有人接替他。

宋任穷后来回忆说：“我想，我要去的话，军队里这一套可能都要取消了，待遇低了，副官没了，警卫员也没了，只有一个秘书了。但这些都是可以放弃的。”

这就是一个上将的境界。为了神圣的事业，什么都可以放弃。

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同意宋任穷出来。宋任穷后来说：“我这算毛遂自荐吧。”

没过多久，周恩来把宋任穷找去，告诉他说，不去地质部了，让他到新成立的二机部当部长，刘杰为常务副部长，钱三强也过来兼任副部长。

二机部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原子弹工程由前期准备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钱三强家住一个普通宿舍楼的二楼。一天，钱家对着楼梯口的大门开着，钱家八岁的女儿一边在门口玩，一边在背诵唐诗：“欲穷千里目……”

楼下突然有人接道：“更上一层楼！”

随着话音，宋任穷一步一步走上楼梯。宋任穷笑眯眯地蹲在钱三强女儿面前：“是你叫我吗？”小女孩认真地摇摇头：“伯伯，我在背诗，没叫人。”宋任穷就逗她说：“你再背给我听听。”

小女孩背诵道：“欲穷”

宋任穷忙说：“停！这个穷就是我，下一句是更上一层楼对不对？所以你一喊，我就赶快上楼来了……你爸爸妈妈在家吗？”

屋内，钱三强夫妇哈哈大笑，赶紧迎上来。那天，宋任穷对钱三强说：“我这个部长是老虎吃天，不知从哪儿下嘴呀。你和刘杰在会上介绍的情况，我归拢了一下，事情虽然千头万绪，但最突出的是两块，一是科研，二是铀矿，这是两个牛鼻子。科研这一块靠你了，我去跑跑铀矿，你看怎么样？”

宋任穷先到了江西一处新发现的铀矿，这个铀矿有开采价值，工地上，热火朝天，宋任穷一身老式的军装，和地质队员们一起边干边聊。很多人都是部队下来的官兵，他们和宋任穷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有人问：“宋部长，您还穿军装吗？”

宋任穷说：“和你们一样，脱了！”

又一个人说：“您可是上将，听说肩膀上的星星是金子，值好多钱呢，您舍得呀？”

宋任穷说：“假的，镀金的，要是真金子我才不脱呢！”

众人哄然大笑了。

宋任穷打趣说：“我这个人名字不好，穷。解放初在南京当军管会主任、市委书记，南京的老百姓说来了个穷书记；后来到云南当省委书记，云南的老百姓也说，来了个穷书记。我走了以后，谢富治接替我，老百姓高兴了，说穷的走了，富的来了！”

众人再次哄然大笑。

宋任穷说，有我这个穷部长，大家还得继续吃苦受穷呀。不过，我们吃苦受穷不是为自己，毛主席说我们找的矿石是决定命运的，这个命运就是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也是我们子孙后代的命运。所以我们吃苦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老百姓有一句话，叫做有钱钱吃亏，没钱人吃亏，我们国家穷，穷国办大事，靠的就是一种精神，一股气，只要有这股气在，任何艰难困苦也难不倒我们！

众人被他的话打动了，都默默地点头。

山林里一座座坟，有新有旧，坟头插着木牌，木牌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了。宋任穷在几名地质队领导的陪同下，来到坟前。干部们介绍说，有病死的，有累死的，有被蛇咬后来不及治死掉的，有从悬崖上掉下来摔死的……还有位女同志，是被马蜂蜇死的。

宋任穷听到这里，眼睛湿润了。他嘱咐地质队的领导，坟墓用石头刻上碑，写清楚名字，别时间久了分不清是谁了。又说，以后再有牺牲的同志，选个朝阳的山坡埋，尽量靠路边，以后家里人来上个坟扫个墓的，也方便。

早期的铀矿勘察、开采，不少人为此献出了生命。

宋任穷又到了湖南郴州，碰巧地质部长李四光也在这里，一天晚上，在一顶帐篷里，李四光和宋任穷站在一幅手绘的郴州地貌图面前，李四光指点着向宋任穷介绍：“这里、这里、还有这里都发现同样高质量的矿石，是同一个矿脉，可以肯定这是一个储量很大的富铀矿。”

宋任穷兴奋地说：“太好了！”

李四光说：“还会有的！有几个矿苗我看不亚于这个，我这次来，就是想实地看看这里的地质情况，以便为其他矿的进一步勘探开采提供些帮助。”

宋任穷：“如此，大事可成矣，四光老，谢谢您呀！”

李四光谦逊地摇摇头，感叹道：“这么困难的情况，也只有***有这个魄力呀，敢想，就敢干，干则抱着必成之信念。”

宋任穷笑道：“***有福气呀，连一个快70岁的老头都这么拼命，还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啊。”

二人走出帐篷，宋任穷把身上的大衣披在李四光身上。寒风在山谷里飘荡，看着夜色笼罩的群山中无数顶帐篷，两人久久地伫立在那里。李四光感叹道：“我李四光漂泊半生，60余岁才回到祖国，寸功未立，国家却把地质部长一职为我虚位以待达两年之久。我非做官之人，避之犹恐不及，何况这把年纪，一官半职在身更是累赘之物。但我更明白，***并非缺做官之人，无非是希望我能用一技之长为国为民服务，这也正是我一生的愿望啊。只恨人生苦短，能为国拼命的日子不多了……铀矿有了，要是再找到石油,我李四光就死而无憾了。”

宋任穷望着李四光的侧影，一股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宋任穷晚年回忆说：“我任部长后用很大精力抓地质工作，几乎所有搞铀矿地质勘探的地方都去过。当时，年纪还不大，不到50岁，无论冬夏，都与干部工人一起住帐篷，同吃同住，并向他们学习地质找矿知识。”

中国制造原子弹刚起步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调集队伍，二机部组建不久，需要大批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刘少奇指示：凡是二机部所需要的人，凡是提出来要的人，要无条件给二机部。但扯皮的地方很多，常常是开了会，人调不来，陈毅曾说：我们不能议而不决，要谁就应该给谁。中央为此专门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各个地方各个部门的主要领导，负责实施给二机部调人的任务。这样一来，很短的时间内，便有一万多名各类人员集合到了二机部。

调人的过程中，有些人不愿意来，怕吃苦，二机部有人吹嘘说，我们是东南亚最大的花园式工厂，条件好得很。宋任穷听说后，叮嘱各单位的负责人，说我们既不能拿中央的指示吓人，更不能欺骗人家来，要把困难先给人家讲清楚，我们要靠事业吸引人才。他常说，二机部许多单位是鬼都不下蛋的地方，很苦，要给人家讲清楚，要让人家有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

明知道二机部的单位苦，很多人还是义无反顾的来了。

正是由于及时发现了大铀矿，在宋任穷、刘杰、钱三强等人强烈要求，以及苏联派来的原子能总顾问扎吉江的大力协助下，中央终于下决心上铀235。此时，苏联也答应帮助建一个有几千台设备的铀浓缩厂，虽然他们提供的只能是使用过的旧设备，但无论怎样说，这个决定都是正确的。刘杰后来回忆说：“终于上马铀235这个决定事后看起来太重要了。这对我们争取时间尽快进入原子能领域，以及后来原子能工业和核电事业的发展，都是极具关键意义的大事。美国第一次在原子弹里头装的是钚239，而我国在第一颗原子弹里头装的是铀235，引起了国际上很大的轰动，说中国了不起，一上马就用铀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