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2015-08-29 作者： 陶纯

第十章

38．那是火箭飞驰时留下的烟云在钱学森、任新民等人有力带动下，1960年3月，在北京西南郊建成了中国第一台大型液体火箭发动机试车台.6月份，按照苏联的图纸，由中国自行生产的P2导弹总装完成。10月17日，钱学森组织了发动机90秒典型试车，试车取得了成功。这表明，“1059”任务进入倒计时。

中央军委把这种型号的导弹命名为“东风一号”。这应该算是中国东风系列导弹的鼻祖了，虽然它没有列装。

10月下旬，军委决定在当年11月至12月间实施“1059”发射任务。为了加强对这一任务的领导，军委还批准成立了试验委员会，张爱萍任主任委员，孙继先、钱学森、王诤任副主任委员。

10月23日凌晨4时40分，一列戒备森严的专列缓缓驶出北京，这趟专列有18节车厢，装载着三枚国产“东风一号”，其中战斗弹两枚，测试弹一枚，由20多名全副武装的战士押运。经过5天5夜的行军，专列于27日下午抵达导弹试验基地。

在此之前，钱学森、任新民、梁守盘、庄逢甘、屠守锷、梁思礼等专家早已到达基地，指导发射工作。临近发射前，张爱萍、陈士榘、赵尔陆、方强、张劲夫等人乘飞机赶到基地。由于是第一次发射中国自己制造的导弹，聂荣臻深感事关重大，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他不放心，决定也去现场。当时他身体很不好，心脏病频繁发作，飞机颠簸得厉害，医生不同意坐，他是坐火车去的，10月30日出发，11月4日到达导弹发射基地。基地副司令张贻祥回忆说：“那年聂帅到基地指挥导弹试验，是带着氧气瓶来的。我给他削了一个苹果，他只能吃下半个。我让食堂想办法搞来一只鸡，给他熬了一碗汤，送到他面前时，他批评我：现在这么困难，一个领导干部，怎么搞这样的特殊化！然后又心平气和地对我说：***员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要注意和群众打成一片，同甘共苦。他让我把鸡汤端给了医院的病号。”

几十年后，张贻祥谈起这件事时，眼睛仍然是湿润的。

虽然这是聂荣臻第一次来基地，但他并不感到陌生，因为试验场的场址，是由他最后选定报给毛泽东的，他不知道在地图上凝视过这里多少回。他冒着零下二十度的严寒，来到发射阵地，抚摸着那枚长长的墨绿色的弹体，对身边的人说：“这是一枚争气弹，一定要打好。”

11月5日清晨，太阳即将从地平线上升起，发射时间快要到了，聂荣臻在张爱萍、赵尔陆、钱学森、张劲夫等人陪同下，来到了由几间活动房子搭成的指挥所，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这里离发射阵地约5公里远。

9时整，一声巨响，大地颤动起来。指挥所里的人看到了导弹尾部喷射的烈焰，它先是缓缓上升，然后越来越快地变成一个小亮点，消失在视野之外。天际留下了一根白色的飘带，那是火箭飞驰时留下的烟云。

渐渐地，烟云消散了。天空晴朗，万里无云。10分钟后，喜讯也随之传来，导弹飞行正常，准确地命中约550公里外的预定目标。在场的人欢呼起来，张爱萍热烈地拥抱了钱学森。聂荣臻随即打电话向周恩来和毛泽东报告了这一消息。

这次成功的发射，可以说是中国在国防尖端科技方面取得的第一个重要成就。发射之前，由于上上下下都很紧张，没顾上搞一个仪式。发射成功后，聂荣臻提出，补一个仪式吧。人们在电影上看到的剪彩镜头，就是后来补的。李福泽指挥人拉来一枚导弹竖起来，大伙照了一张合影，聂荣臻又拿起一把剪刀剪了彩。

当天晚上，在简陋的食堂里，聂荣臻向科学家和基地的同志祝酒，他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第一次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导弹，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工人、技术人员、干部以及解放军指战员辛勤劳动的结果，这也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有人计算过，这一天是苏联专家撤离基地后的第73天。

但是热闹过后，从聂荣臻到钱学森、任新民等，很快冷静下来，因为导弹毕竟是仿制的，是照葫芦画瓢。要想造出中国自己的导弹，还有太长的路要走……

39．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

兰州铀浓缩厂一直是钱三强紧紧盯住的地方。和二机部其他几个厂矿比较，铀浓缩厂的技术含量最高，工作难度最大。苏联专家离开时，几千台分离机虽然连接上了，但要正确地启动它们，需要经过大量复杂的计算，还要有一个最科学的分批启动方案，这些机器要经过长达几百天的连续运转，才能生产出合格的铀-235。如果失败，原子弹工程就会面临巨大的挫折，想在短时间内重新拿出合格的产品，没有可能。

很显然，铀浓缩厂没有理论计算，就等于没有灵魂，几千台设备就得瘫在那里。

由于是谁也没见过的设备，谁也没干过的工作，兰州那边的技术力量明显不足，厂里只有一个叫王成孝的工程师，对扩散理论的计算有一定的研究，苏联专家走后，王成孝成了重点保护对象。有一次，王成孝外出，坐了一辆三轮摩托车赶路，途中遇到大雾，路又滑，摩托车撞到一辆大车上，把王成孝的鼻梁撞骨折了。事情报到二机部，刘杰气坏了，电话里对王介福吼道：“把你撞死了还可以有人接替，把王成孝撞死了怎么办？”

钱三强思来想去，找到了一个可以委以重任的人，这便是王承书。

王承书1956年和丈夫张文裕回国后，先是在北大讲授统计物理。大约在1958年初，“一堆一器”即将建成时，钱三强和王承书谈了一次话，他说自己是代表组织来找她的，因为国家非常需要她做一次改行。钱三强说：“承书同志，国家需要你离开北大，到近代物理所我那里，搞铀同位素分离的研究，请你考虑考虑。”

出乎钱三强的预料，王承书想都没想，当场就说：“不用考虑了，我愿意。”

钱三强有点愣了，停了停，说：“你在统计物理学上已经有了很大的成就，继续下去，前途不可限量。改行就意味着中断，对于一个科学家，这是一件残酷的事。况且，铀同位素分离研究，在我国还是一个空白，要从头摸索……”

王承书：“既然是从头开始，总得有人去，我去吧。”

这让钱三强十分感动。没多久。王承书就办好手续，来到了近代物理所。两年过去，王承书在这个领域，已经是权威了。可是现在，钱三强不得不再次找到她。王承书穿一身优雅的旗袍，来到了钱三强在原子能所的办公室。虽然有些为难，但钱三强还是得说：“承书同志，现在国家需要你再次转行，你看行吗？”

王承书静静地听着，然后问：“需要我去搞什么？”

钱三强说：“核扩散理论。像两年前你改行时一样，这在我国也是一个空白。”

王承书平静地说：“我愿意。”

钱三强：“这次不在北京了，要到外地去，很远的地方。”

王承书说：“没关系。”

钱三强说：“因为这个工作的关系，也许以后要隐姓埋名一辈子。”

王承书又说：“没关系。”

钱三强想把困难说透，于是又说：“这一次要和文裕先生分开，可能要很久……”

王承书默默地点点头，仍然道：“没关系。”

钱三强放心了：“兰州铀浓缩厂。苏联专家走了，我们没人搞过这个专业，你去，把那里的核扩散理论搞起来。”

王承书说：“好的。”

钱三强说：“这件事情要绝对保密，暂时不能告诉文裕先生。”

王承书站起来：“我明白。

王承书一个人去了兰州。她在日记中写道：祖国正处在百废待兴的时候，我不能等别人来创造条件。我要加入到创造条件、铺平道路的行列。后来她又说：“年近半百，开始搞一项自己完全不懂的东西，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再一想，当时谁干都不容易，何况我在回国之前就已暗下决心，一定要服从祖国的需要，不惜从零开始。”

多年以后，王承书的儿子对采访者说，虽然我妈没说她去兰州干什么去了，我爸是搞高能物理的，他应该能猜到我妈干啥去了，我们那时候小，印象中我妈喜欢穿旗袍，很年轻，很漂亮。中间也偶尔从兰州回来，匆匆忙忙的，十七年之后，当妈妈从兰州正式调回北京，对我们说不走了，我们这才回过神来，妈妈怎么已经是个老人了。

1960年夏天的一天，42岁的南京大学教授程开甲几经周折，来到北京北郊的花园路核武器研究院报到，和所有来这儿的一样，来之前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来干什么。李觉热情接待了他，然后告诉他：“程教授，调你来，是想请你参加原子弹的研制。”

程开甲一下子愣了，许久才道：“我可是一点心理准备没有。”

李觉说：“这是国家最高机密。包括你所在的南京大学领导，都不知道。是钱三强同志推荐的你，最后批准的，是总书记邓小平。”

程开甲是江苏吴江人，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46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在爱丁堡大学物理系，他成为马克思?波恩教授的研究生。波恩是欧洲最有声望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与爱因斯坦齐名的科学家。奥本海默、卢森堡、福克斯、费米、海伦菲斯脱，以及中国的彭桓武，都是他的学生。并且后来都从事原子弹的研究。1948年程开甲获爱丁堡大学物理学和哲学博士学位，成为英国皇家化学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在英国，他工作、生活得都很好，可是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1949年春天，他从英国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英国军舰紫石英号在长江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挑衅，而遭到重创。英国朝野为此掀起轩然大波。自从鸦片战争后，一百多年来，在中国，没人敢动英国人一根指头。程开甲看到这条消息，觉得中国有希望了！过去总是西方人欺负中国人，现在中国敢于还手了，中国人也有扬眉吐气的这一天了！走！回家，回祖国去！程开甲放弃了在英国的一切优厚待遇，1950年初辗转回到祖国，先在浙江大学任教，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他来到南京大学物理系。

和朱光亚一样，程开甲也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负责原子弹高压状态方程方面的研究。

原子弹涉及多种学科，需要各种各样的优秀人才。搞原子弹设计，需要一个懂力学的大家。钱学森当时还兼着科学院力学所的所长，钱三强首先想到了钱学森。当钱学森明白钱三强的意图后，表示道：“我去吧。”

钱三强知道火箭导弹这一摊绝对离不开钱学森，不可能让他过去，就说：“还是另找个人吧。”

钱学森认真想了想，说：“我看郭永怀完全可以胜任。他学术上造诣很深，作风正派，工作扎实。”

郭永怀回国后，在力学系担任副所长，由于钱学森主要靠在导弹研究院，所以，所里的工作主要由郭永怀主持，短短几年时间，他就为中国的空气动力学事业，做了奠基，他和钱学森是中国空气动力学最重要的奠基人。

钱三强向组织汇报后，亲自登门来找郭永怀。当钱三强说出，希望他去为原子弹研制做事情时，在美国从不参加机密工作的他立即明白，他这是要接触机密了这意味着将要默默无闻地献身，也许一辈子都不能说出自己干了什么，但是，他别无选择！

郭永怀问：“什么时候过去？”

钱三强说：“越快越好！”

从此，郭永怀从科学院消失了。他担任了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主管核武器的力学部分和武器化工作，成为独挡一面的领军人物。

钱三强又把目光盯向了他在原子能所的两位副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钱三强向二机部党组推荐这二人，说：“他们政治、业务都信得过，能够挑得起解决最关键问题的任务。”

王淦昌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0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师从杰出的女物理学家迈特纳，1934年他27岁时即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希特勒在德国的法西斯行径，使他感到窒息，刚拿到博士学位，他就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先后在山东大学、浙江大学担任物理学教授，程开甲、李政道都是他的学生。抗战期间，他动员妻子捐出了家中全部的金银首饰和重达10几斤的银元支援抗日。1956年，他进入苏联杜布纳联合核研究所，从1959年到1960年底回国前，他担任这个著名研究所的副所长，在基本粒子的研究方面已有相当的造诣，并在此期间，他领导的三人小组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是国际公认的重要科研成果。不仅如此，在苏联时，听说国内发生了自然灾害，他专程来到中国驻苏大使馆，见到刘晓大使，拿出自己省吃俭用节余的一万四千卢布，托刘大使转交给国内……

回国之后，王淦昌准备集中力量继续从事基本粒子的研究。有人预言，照这么走下去，王淦昌离诺贝尔奖并不远。

刘杰拉着钱三强一起，约三淦昌谈话。在刘杰的办公室里，刘杰说：“王先生，今天请您来，想让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请您参加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刘杰接着讲了中央的决心，说：“有人要卡我们，中国人要争这口气！”

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不仅是对王淦本人，还是对中国原子弹工程，都是如此。这也是王淦昌第一次听说，中央下决心要搞原子弹。王淦昌后来回忆这一刻时，他写道：“我静静地听着，心里很不平静。党的信任，人民的重托，自己几十年的追求、期望，都落实到我将要接过的这一副沉沉的担子上。我有很多话要说，但当时我只说了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

刘杰也在回忆文章中讲到这次谈话：我们提出，因事关国家安危，必须严格保密，隐姓埋名，不得告诉任何人，包括自己的父母妻儿，还要断绝一切海外关系，以后不能出国，不得发表任何论文等硬性要求。王淦昌都毫不犹豫地表示：“可以做到。”

刘杰还提出，要求王淦昌三天之内，改变原来的研究方向，到新单位报到。

谈话后第三天，王淦昌就到核武器研究院报了到，担任副院长，主管核武器爆轰物理试验。从此以后他改名“王京”。王淦昌在国际物理学界的影响很大，国外很多人关注他，只有改名，才能确保安全，也利于保密。

从1961年到1978年，在世界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中，再也没见到王淦昌的名字，他从物理学界消失了。别人向他老伴打听他到哪里去了，老伴回答说，到信箱里去了。老伴确实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去了哪里，她只知道一个信箱代号，家里靠这个代号和他保持断断续续的联系。

王淦昌后来从北京到青海，然后又一次次去罗布泊，一去就长年累月。妻子吴月琴和孩子们，都一直有一个大大的问号，却从来不敢问他具体的事情。直到改革开放后，全家才知道，他参与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以及后来的各种核武器的研制过程。

17年后的1978年，“王京”才又改名为王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