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或者在后来，因为还有人干脆称训练科这个机构实际上就是司令部系统的“教育科”，断言历史上从未设置过“训练科”这个机构，这是个记忆误区。因为政治部系统当时已经有了“教育科”的设置，不会在司令部下面再设一个“教育科”。 1944年9月，晋察冀军区改革体制，成立了四个二级军区，在这四个二级军区中的司令部系统，设置的第一科就是“作战教育科”。

毫无疑问，这个44年底成立的“作战教育科”，确实涵盖了过去作战科和作战训练科的基本职能和任务。所以很自然，有的人是误将后来的“作战教育科”当成了抗战期间的作战训练科了。

当时的理解，晋察冀要求各军分区训练科的成立，只是标志着将八路军从一个农民的军队逐步训练成一个正规合格军队的开始。因为当年训练的主要目标还不是士兵，而是连排基层干部。以后，一分区又增加了将那些从学生参加八路军的青年干部训练成有一定军事知识的基层干部。不致一到了战场上就很快送掉性命。

成立了训练科，主要分管训练科工作的不是司令员，也不是副司令，而是参谋长。所以。十一分区最初是老瞎子主抓训练科的工作，高政委还是高队长的那段时间，老瞎子被剥夺了管理分区军队全面工作的大权，他所剩下的唯一的工作，就是管理训练科的日常工作。

训练科成立之初，前**上尉高玉峰就按照国民党正规军校的学员操作规程，制定了基层连排两级干部的训练计划，然后经杨司令批准，下发到分区主力团、还有隶属于地方的各区队、各县游击支队。参照执行训练计划。

需要落实检查的时候，高玉峰会跟着老瞎子，带着训练科的几个参谋一起下到各部队去。留在司令部不下去的时候，训练科会配合军分区教导队，对参加军训的基层干部进行系统的训练计划。

因为训练科的工作并非作战科、侦察情报科、机要科一样的必要工作，所以时常，训练科的参谋会被临时抓差，吩咐去干别的与训练不相干的什么工作。比如给副司令二秃龙当警卫参谋，出差到走马驿的卫生部、供给部去检查工作。有时也陪参谋长老瞎子出门，也许是下部队视察。也许干脆就是到某个地方，在某个富裕的地主家住几天，好吃好喝的改善几天，休息几天再回来。抗战年间，你要求首长有那么高的觉悟，一心总扑在工作上，不放松休息了，行吗？

精兵简政后的十一分区作战科，实际上涵盖作战、作训两个职能。不大懂“作战”。这是当时十一分区对这个科的公论。不过这没有什么关系。第一：一分区指挥作战，从来是杨司令亲自而为。很少假手于他人，连参谋长老瞎子也很少“劳动”，只是执行杨司令的命令或指示。

第二：1942年。也包括随后的几年，一直是日本军队占据了不仅是十一分区、而且是整个晋察冀战场的主动权。每逢日本军队进山扫荡，到处寻找八路军指挥机关和主力部队，追着八路军主力决战。

八路军则避其锋芒，与其周旋，能躲就躲，不能躲就打它一下。遇到狭路相逢，躲不过去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八路军也会拼命打上一阵。但此时，1942年以后，八路军跟鬼子打的目的已经不是歼灭敌人了，而是恰恰相反，尽可能避免被敌人歼灭，所以打出一条道路之后接着再跑。在从抗战到今日的历史文献中，将这种八路军在鬼子大扫荡中艰难求生存的现象称之为“反扫荡”。

仔细察看1942年的十一分区作战训练科的编成，人数最少的时候，仅有一官一兵，官是科长高玉峰，兵是原来伪军里的一个连长。此外再无旁人。人数多的时候，也不过多了三个参谋，但是包括科长、参谋，都是清一色的军校出身。不管是黄埔军校分校、还是西北军或晋军的军校，总之，都是“科班”出来的，军校步兵科、炮兵科或工兵科出身。所以他们身为参谋，但被接受训练的基层干部尊称为“教官”。

训练科不过是分区进行部队基层干部培训的执行机构或行政机构，是分区司令部的几个职能机构的组成部分之一，直接负责的首长是十一分区参谋长老瞎子。作为对口衔接的部分，分区司令部另设一教导队，教导队设队长、政委等行政职务。所以，一分区作战训练科常常自己并不主要去做训练工作，更多的还是“督促、检查”各职能部门和部队的训练工作。

比如，当时晋察冀八路军普遍要重点抓的是部队干部战士的刺杀训练，这是优于射击、投弹的作战训练。有时训练科下到各部队，检查的重点就是刺杀训练的成果。以免将来上了战场，小鬼子一把刺刀对付我们一个班的战士，还占了上风。

司令部系统设“教官”一职，就像政治部系统设“文化教员”一样，可以充分发挥某些具有特长人士的专职作用。但因为“教官”好像是技术职称，同被训练者没有上下级之间的隶属关系，所以训练中难免有松松垮垮的现象出现。在训练中缺乏“严格、认真”的精神，缺乏一股子“狠”劲，这也是中**队普遍不如日本军队的地方。

对训练科的重要性，杨棒子是有个总结的，这小子说：“为什么要成立训练科？技不如人，打起仗来就要吃亏。军营镇，几乎上千人，围攻小鬼子不到百人，打到最后小鬼子就剩下几十个人了，但小鬼子仍然战斗力不减，最后还是跑了，因为啥？老子带了一帮子就会吵吵不会打仗的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