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可以说人生的头等大事，过去都说成家立业，先成家才能去立业，为的就是无论怎么闯荡，都能有个退路不是吗？

这些征战多年的老兵们，一旦伤残了或者是到了该退伍的年龄了，对成个家的愿望就特别的强烈，组织上要是硬用政策啥的去卡人家，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的，枪林弹雨的啥艰苦日子都跟着我党过来了，现在想讨个老婆过日子都不成吗？

远的不说，就一分区对这类事情处理的就比较的人性化。

我所记述过的抗战时期一分区干部的婚姻状况，公开点名提到过的有几个，杨成武、黄寿发、罗元发、陈正湘，都只是泛泛提及，没有谈到细节。其中陈正湘谈的较细一些，1939年10月，当时任一分区一团团长的陈正湘在一分区卫生部，陈正湘夫人康捷的工作地点结的婚。婚礼上唯一的热闹之处，是从康捷的上司卢星文家里借来了一个“洋戏匣子”，即一个老式的手摇留声机。跟着留声机一起，还借来了十几张京戏和时髦歌曲的老胶木唱片。所以1939年10月底-11月初雁宿崖、黄土岭战役的时候，陈正湘还是新郎官呢。

其余领导干部的婚礼都不是在一分区举办的，所以我手头没有任何有关的记载。在陈伯钧上将的抗战日记中，知道一分区政治部主任罗元发的婚礼时间是在1939年的9月份，婚礼在陈伯钧任校长的抗大二分校举办的。随后罗元发就参加了10月份在唐县举办的晋察冀军区抗战两周年纪念大会，更主要的是因此得知：雁宿崖、黄土岭战役的时候罗元发没有在一分区，所以那张“杨成武、高鹏、罗元发在黄土岭前线的照片”是不可能的。

一分区其他干部的婚姻，我还公开谈过几个人。比如一分区组织科科长黄连秋、组织科干事宫呈祥，分别同易县出来的胡雪琛、胡敏英姐妹结为夫妻。还有接替龙道权担任一分区教导队政委的朱利，同一分区战线剧社的女干部王黎结婚。王黎当年之所以“有名”，是因为1941年秋季大扫荡中在鬼子的刺刀追击下奇迹性脱险，当时任一分区机关总支书记的朱利发出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感想。

一分区其他干部的婚姻状况。蔺柳杞不用说了，他的婚姻经历属于“特例”，除他之外没有第二个人。其他干部都是规规矩矩，从一而终。没听说过有什么绯闻出现。当然，即使有，我也不会说。李振军因为在冀中“五一大扫荡”中被捕，情况特殊点。

他被捕前原本有个女朋友，在抗大二分校。他被捕的消息传来，都以为他活不了了。在那之前，从没有人能活着从鬼子的监狱里逃回来，所以女朋友成为了李振军老上司的妻子。李振军回来后，从“鬼门关”回来的人，将一切都看得很开、也很淡。以后几乎一辈子同老上司夫妇结为很好的朋友。

还有一个人的故事比较特别，是因为他的经历比较奇特。他参加八路军后，一直在冀中的剧社工作。忽然，一位剧社的年轻女士频频向他表示友好，主动帮他洗衣缝被。两个人也不断“感情升级”。

忽然有一天，这个女人消失不见，留下的一封信中说明，她是奉“组织”的命令与他接近的，目的是使他放松警惕性后察看他是不是“暗藏的特务或敌人”。这个女人不忍心再继续诱骗下去了，于是自己主动退出。解放后，他们——这对未能成为夫妇的男女。一直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我在前面说过，1938-1939两年，是八路军领导干部结婚的第一个高峰期。俗话说：“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但有人知道，杨成武从身边老兵的眼光中，看到了老兵心底的愿望。第二年。1940年，一分区根据地相对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