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道，“这个不知，但我知道，变法三年，中国可以自立，一反掌间，欧美之新文明皆在我矣。”

宋骁飞一听，这牛皮吹得够大，道：“孔家儒文化在中国盛行几千年，岂是反掌之间就能变的？我曾在河南赈灾，当地乡绅对洋人恨不得食肉寝皮，欧美之文明如何落地？难道你杀得尽天下乡绅吗？”

康有为对曰:“可以托古改制，在孔学的旧瓶中，装入明煮平等的新酒，打破夷夏之分，实现明煮共和，世界大同。”

宋骁飞听到这，就知道历史上戊戌变法为什么会失败了，中国的悲剧，就出在康有为这种不切实际的文人涉政上，缺少基本的政治常识，托古改制，早在西汉末年，王莽就试验过了。王莽当了实权皇燕京没干成的事，光绪皇帝这虚君如何干得成？宋骁飞问：“你说的大同世界是什么样子？”

康有为一脸憧憬解释道：“在大同社会，国不存在，全世界在一个公政斧统治下，没有贵贱，没有贫富，没有家庭，没有夫妇，男女同.居一年就可以换人，没有司狱，没有财产，没有污吏[***]，没有外交，没有军备，没有危险，没有战争……”

宋骁飞彻底明白了，康有为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天下大同，缔造一个乌托邦的世界。人所能想到的好事，康有为都在大同社会里想到了，而人能做的坏事，康有为则统统不考虑。宋骁飞知道，世上通往天堂之路，在现实中往往通往地狱！苏联大清洗，红色高棉的累累尸骨，无不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康有为一解释，宋骁飞实在听不下去了，一拍桌子，站起身道：“明煮共和绝非你想的大同世界，天下怎么可能实现大同？就像人得病有千万种，如果都同吃一种药，你觉得会如何？天下大同，人人去做你这样慷慨激昂的书生，没有屠夫，我们哪来肉吃？没有渔民，我们哪来的鱼吃？说句不好听的，没有倒夜壶的，你家都会整天臭哄哄的！你说的大同社会，只能是画饼充饥而已！”

康有为没想到宋骁飞比他更懂明煮共和，问道：“提督大人不是赞同变法的吗？”

宋骁飞一想，也罢，不妨给这半吊子的书生上一课，道：“本官以为，强国富民之道，乃在于办洋务强工商之本，练新兵强天下之势，兴教育启万民之智，变旧法成天下之治。变法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要一步步来，不可能速变，曰本明治维新，也是过了二十多年才有宪法！我不知道你前几年有没有去过灾区，我亲眼见过一家家被活活饿死的灾民，饿殍载途，白骨盈野，对三万万农民来说，填饱自己和家人的肚子才是最重要的。国民现在百分之九十是农民，大都是文盲，所以，我主张要先搞民生，再搞明煮，我会先办洋务，次练新兵，再兴教育，最后才逐步变法！”

康有为表示不同意，道：“办洋务不过是袭取西人皮毛，补苴罅漏，弥缝蚁穴，根本是‘变事’，非‘变法’可言。不学泰西养民之妙法，单讲西国枪炮之势力，必然失败。”

宋骁飞反驳说：“事都变不了，谈何变法？太史公两千多年前就说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世界大潮，乃是商业，这天下将来必是商人的天下，必是工业文明的世界。中堂大人殚心竭力，搞洋务，哪里失败了?我们如果不建强大的北洋舰队，曰本人早打到天津来了，你还有时间坐在这高谈阔论？你须知变法，也须有一定物质作为依托，路要一步步走，饭要一口口吃，急于求成，难免噎死！我建议你看看今天的《强国报》，上面有一篇洋人牧师李提摩太的文章，也是讲如何强国的，看看你要效仿的洋人，如何建议中国改革。”

李提摩太当时已应宋骁飞之聘，在天津临时任《强国报》主笔，那天刚好刊登了他的一篇文章：中国本来是地大物博的国家，资源非常丰富，曰贫一曰，田亩如故，工程如故，虽有片长薄技，往往嗟谋生之拙，无他，皆由在上者未克举养民，发展经济。如何使中国摆脱经济困境呢？开矿、设厂、修铁路、办邮政、开设银行、改革币制、垦荒、通商等，而尤其以修铁路和通商最为重要，最好能广开海口，遍筑铁路，铁路马路通行，则货物流通，岁省无穷之运费，居者行者，皆获大益，买者卖者，无一偏枯矣。

仆人给康有为送上这份报纸，康有为看完李提摩太的文章，大怒，拂袖而去，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康某人是不会放弃我的大同梦想的！”这场面搞得詹天佑极为尴尬，宋骁飞也不挽留，道：“恕不远送！”

康有为前脚刚走，李鸿章派人来请，说有要事商议。这时候能有什么大事？宋骁飞一算时间，翁同龢开缺三年期已满，不会是他回朝了吧？宋骁飞没多想，上了一辆马车，直奔天津的李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