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季良让王处回去见李仁罕府，他探查以下他的动向，再决定是否向其报丧。王处回依言赶到李仁罕府第后，李仁罕磨蹭了半天，才有备而出，王处回见势不对，只是问候了一番，就没有将孟知祥驾崩的消息告诉他。

次日一早，赵季良先在大殿四周严布甲兵，然后才以孟知祥的名义，召请李仁罕等中外大臣上殿，待众臣到齐以后，王处回才突然宣布孟知祥驾崩的消息，并依照孟知祥遗命，请太子孟仁赞继皇帝位。

孟仁赞时年只有十六岁，继位后更名为昶。

李仁罕自恃功高，又是孟知祥钦命的顾命大臣，果然便想趁机把军权掌控在自己手中。于是，一面令进奏官宋从会将此意告知了枢密院，一面亲至学士院等着孟昶的诏书。孟昶无奈，只好下诏，加李仁罕兼中书令，以其为宿卫六军统帅；以赵廷隐兼侍中，为宿卫刘军副帅。

“五节度使”之一的剑州昭武节度使李肇闻听孟知祥驾崩后，一直拖了十多天，才前往成都吊丧。行至汉州，又与亲友们饮酒作乐，一直到入冬，方才进入成都。入朝之际，又诈称足部有伤，要求拄拐拜见，见了孟昶也不行参拜大礼。

孟昶气愤之极，对赵季良道：“李肇跋扈无礼，他眼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皇帝，赵公有何计策惩罚于他？帮我出出这口恶气。”

赵季良道：“为人君者，当有容人之量。李肇乃张狂小人，无能为也！当前大患乃是李仁罕，此人骄横跋扈，又掌握军权，此人不除，朝野难安。”

孟昶大悟，说道：“此事就有劳赵公了。”

次日，赵季良、赵廷隐等趁李仁罕入朝之际，突然发难，命武士将其当殿擒杀，随后即下诏公布其罪行，李仁罕之子李继宏及宋从会等数名心腹也尽被斩首。

正如赵季良所料，就在李仁罕被杀的当日，李肇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拐杖也不扶了，足部也没伤了，就一溜烟地跑到大殿之上，见了孟昶即趴在地上乖乖地行参拜大礼，口中连称“有罪”。赵廷隐等皆想趁机将李肇也杀了，孟昶却听从赵季良之言免了赦免了他的死罪，让他以太子少傅的名义致仕，迁往邛州。

石敬瑭回太原后，李从珂越想越不对劲，隐隐感到已上了石敬瑭瞒天过海的大当，他的病似乎没有看上去那么重，他甚至于怀疑：石敬瑭很有可能根本就没有病！如果是这样，那此人的心机就更为可怕了，而且此人必有所图！他此时真有些后悔了，常常对李专美、李崧、吕琦、薛文遇等人说道：“真不该放石郎回太原啊！”

其实，石敬瑭虽然回到了太原，但也知道新皇帝对自己并不放心，因而经常遣人刺探朝廷动向。此时，石敬瑭的两个儿子右卫上将军石重殷、皇城副使石重裔皆为宿卫军使，而石敬瑭的夫人晋国长公主的母亲正是曹太后。石敬瑭便重贿曹太后左右之人，令其伺察朝廷的动向。故而，李从珂与众臣密谋的大小事情，石敬瑭尽皆一清二楚。

于是，石敬瑭便又经常在宾客前装得弱不经风，时常称自己疾病缠身，已经活不了多久了，希望能以此消除李从珂对自己的疑忌。

此时，朝廷有不少禁军屯驻在幽州、并州等地，石敬瑭便依照桑维翰、刘知远的计策，令各处边将故意屡屡上报契丹人入寇，以分散朝廷的注意力，同时又请求朝廷增派戌兵，增运军粮。李从珂不知详情，再加上赵德钧也屡屡要兵、要粮，只好将大批军粮源源不断地运往两地。即便如此，还是不能满足两地的要求，太原、幽州隔几日就上表催要军粮，致使朝廷诸臣整日里为了北边军粮之事疲于奔命。到了后来，李从珂实在是不胜其烦了，只好下诏让他们自己筹措军粮，而且还同意石敬瑭可以向河东百姓借粮。

他万没想到，此诏一到太原，桑维翰一张尺余宽的大脸上竟满是阴笑，对石敬瑭道：“主公可将此诏命转发河东各镇，不过，须将诏书中‘可向河东百姓借粮’的‘可’字改为‘命’字。”

石敬瑭会意，当即将“诏命”通告河东全境。河东百姓一见此“诏命”，皆对朝廷心生怨望，道路之间，流言不绝于耳。石敬瑭不久又上表，说河东百姓存粮不多，难以应付军用，而且，天气已经转暖，军中急需布帛赶制春衣。李从珂无奈，只好诏命镇州向石敬瑭的总管府运送五万匹绢帛和大量军粮。

诏命到达镇州后，镇州节度使李重美不敢怠慢，命镇、冀军民动用了一千五百辆马车将布帛、粮食运往代州。石敬瑭犹嫌不够，李从珂无奈，只好又诏命魏州刺史尽快筹集军粮，以供军需。去年，魏州等地刚刚经过大旱，百姓本就饥困不已，哪里还有余粮上缴？石敬瑭却不管不顾，而且还趁机遣使严加督促，致使魏州等地到处都是流散的饥民。一时怨声载道，苦不堪言，大乱一触即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