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者.”终于有人诚实的回道。

“那些钱粮还在？总共有多少？都藏在了哪里？是让队伍上费事，还是你们主动坦白？我也无需欺瞒。你们是队伍回师后遇到的第一个典型，不论交不交待都是死定了。而且你们死的越惨，对天下人乃至我们的事业就越有利。当然，今后会惨死的也并不止你们一个.”

张海其实并不擅长审问，只是这些刚刚上任半年左右的县里的营官还远远没有一些惯犯滚刀肉那样难对付。不少的新军主力部队里出来的人，并没有完全丧失对队伍和事业的全部感情。

因此在过去的恩和现在的威联合作用之下，即便是张海这个在审讯方面外行的人，也十分顺利的更加详细的弄清楚了余干县的不少事情。

除了新朝建政初期不得不以强有力的简单权力机构来代替过去的统治体系，整个政治机制还不完善，统治基础还很薄弱，地方上的新朝统治机构不可避免的拥有过大的权力之外，另一个问题摆在了张海等人的面前：那就是如何处理旧有的吏员阶层。按照张海以前的看法：旧有的吏员阶层通过世代的积累拥有不少地方上的实际信息，熟悉不少地方上的业务，能够以最大限度避免矛盾的方式最大限度的保证基本税收的完成，即便不能完全成为新朝政权的依赖，至少在重新的整训后也是一个助力。可在余干县的事情之后，张海就完全否定了之前对于这些旧官吏阶层的一点儿希望。没有真正接受过新式教育的人，又是在地方上有家有室有关系的人，他们在利益上就根本不可能同整个政权的利益或者说中央的利益大部一致的。立场不政权，经验再多又有何用？除了刑侦午作等极少数人，大多数白役帮丁也好还是吏员也好在本质上是旧政权对社会势力的一种妥协，也是一种缓冲区。他们这些人本身也是一种旧政权体系下必然的负担。

因为中央有强出一个层次的新式武力，新朝政权敢于把传统意义上的铠甲和正规军器发到基层的官兵手中，任何地方上的大族或民间力量都无法对县一级的统治力量构成挑战的情况下，传统吏员阶层就是弊多于利了。

余干县的事情除了军管系统内部，当然还涉及了不少地方上的势力。在对待军队系统内部的问题上，张海完全没有多少顾虑。但对于进行类似于“五反”一类的行动，张海并不希望把民间的事情连在一起来从重处理，使得自己对政权内部的清理在社会经济层面上造成太大的影响。

但对整个余干县从军兵开始到军管会长的处罚，则是严厉的。在民间征集来的官兵中，已经初有有妻室子女的人，决定三族以内处于石刑。行刑的人还不是张海以及亲卫连中的人，而是在全县举行庞大的集会。强迫群众中的一些人像公审大会那样以搜集来的砖石对涉案的上千名将要处决的人在公审中处于石刑。为了防止日后的种种弊端，比如在进行石刑的时候做假一类，被石刑处决的人尸体也要“割首级”并在距离县城南门不远的地方造起看起来似乎是小一些的“京观”

“身为帝王，能够像我们这样凭借强大的个人武力不畏风险的微服私访，毫无任何顾及的直接以暴力手段简单而直接的清理地方上的这些牛鬼蛇神。我看这是自古以来历朝历代都根本无法做到的事情。经过我们这么严厉的威慑，我想.”

不过张海却没有凭借这么一件事就一劳永逸的幻想：“万分之一的年死亡率形同百姓眼中的凶杀或车马祸，连中年眼中的自然患病都不如。要让人感觉到一丁点儿恐惧，那至少要每年千分之一的死亡率。要让人感觉到比较严重的恐惧，那至少要每年百分之一的死亡率。对于这些从战场上下来的人们，恐怕还要更为严厉且具有持久性才能真正的构成威慑，株连和极刑就是一种必然，除了守着茅坑狠狠的打苍蝇让茅房保持清洁外，我们在十年之内显然还没有更多太好的办法。”